第三，乡村社会成员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加剧。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作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当自己与参照群体、现实生活与预期生活相比有差距时，人们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差距越大，“被剥夺感”越强烈。社会比较心理是向上的社会比较，所以相对剥夺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地位发生相对的变动，社会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或群体进行比较时，往往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这种剥夺感不仅存在于乡村弱势群体之中，在农村一般人群、甚至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群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四，乡村社会成员的消费矛盾心理凸显。消费作为农民的重要经济行为，是衡量农民现代性的重要指标。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与外界接触的频繁，农民消费行为中文明、科学、健康的成分不断增加，突出地表现在许多消费行为不再把消费作为目的，而是把消费作为实现个人发展的手段，如文化消费、娱乐消费、健康和保险等方面的消费。许多农民购买彩电、手机、电脑等消费品的同时，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订阅各类报刊，购买科技书籍，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表明科学和理性的消费心理正逐渐形成。但同时也应看到，现代消费行为在不同区域和不同个体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在同一个体身上往往表现出相互矛盾的两种消费行为，一些消极、愚昧的消费观念和行为诸如片面追求物质的享受，求神问卜，修庙造坟以及相互攀比等炫耀性消费行为仍然大量存在着。在一些农民个体身上，贫乏的精神生活与富裕的物质生活表现出不相称，反映其消费心理有待成熟。
2012 年7 月，一名在浙江杭州城郊生活长大的大学生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 自家所在的小村，村民们原本种菜为生，虽谈不上富裕，但小村宁静祥和。前几年，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村里的祥和被打破了，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瘾，村里的各种矛盾也多了……该大学生表达了困惑: “财富，带给我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人民日报》随后展开了调查，当地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又因为赌博、吸毒等原因而返贫者，保守估计有10%。因拆迁安置款引发的财产纠纷、家庭纠纷这两年也在大幅增长。2011 年，镇司法所调解的因安置引发的分家析产纠纷就多达20来起，占调解总数的两成。财富是柄双刃剑———拆迁让农民一夜骤富，无度挥霍消费也让人一夜返贫。随着城市化进展，新一批的农转非人口正在各地诞生。如何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农民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是摆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第五，乡村社会成员存在反权威心理。农村第一步改革满足了农民对经营自主权的渴求，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农民的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瓦解、生产大队行政型管理体制的革新使村级组织失去了直接干预生产经营和直接控制分配的权力，农民与村级组织的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如果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能够顺应形势变化重新配置职能，构建以服务为旨归的行政管理新模式，尚能维持自身的高度权威。然而从目前情况看，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管理模式转变明显滞后，它们的服务意识虽有所增强，但服务领域、服务形式、服务力度离农民的期盼存有一段距离。《2009 年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中关于社会治安安全感的调查结果显示: 近5 年来城乡居民对社会安全感的评价起伏不定，农村居民安全感的波动较为明显，2009 年的安全感综合指数较2008 年有所下降。 在此背景下，农民逐渐滋生出对公共行政组织的离散倾向，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程度的泛滥。这不仅使政府政策执行受阻，也导致农村千群关系紧张，进而影响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当某些容易引发社会危机的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无论政府如何解释，公众不仅不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和隐瞒事实的借口。解释或“托辞”在无法获得信任的情况下，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借口，并挑战对公共权威的认同。或者说，在当时愤懑郁积的特定情境下，政府以一种方式对待事件，民众偏偏以与其相对的另一种方式应对，两种不同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使冲突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