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部分
法治不是解决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提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还是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谈到开启民智，现在如果要开启民智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对象是所有中国大众，还是只针对一部分人？
王人博：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对于政府与国民是什么关系，哪个在前，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我不太赞成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民，胡适先生曾经提过，你要教别人游泳，首先得自己下水，你教别人弹琴，自己首先要有琴可弹，也就是说要培养国民首先要构建民主政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其中是有问题的。鲁迅不会这样看，比如说要想游泳，肯定要先下水，但如果这个人一点水性都不懂，甚至对水有恐惧感，把这样一个人扔到水里，他肯定会淹死的。换句话说，要构建一个民主宪政体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对这个东西要有一定的了解，要做一定的功课。近代中国恰恰证明了一点，西方的民主宪政中国都玩过了，但是都玩砸了，失败了。政府的构建与国民的改造是相辅相成的，过分强调国民的重要性，可能会忽略政府改革，过分强调政府改革而忽略国民性，这个改革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认为国民性的培育是从我们每个人开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用居高临下的视角去教育他人。我认为就从我们开始，从自己开始。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要懂得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前提是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当你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做到照顾别人。
我认为我们的同胞包括我自己在内，既缺乏坚定的权利意识又缺乏责任意识，只想行使权利，不想承担责任，而且行使权利的时候一般不会顾及到别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出现那么多的怪现象，比如很多老年人跳舞时，在空地上放那么大声的音乐却不顾及别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处在这个场景之中，我们没资格教育大众应该如何，首先要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提问：刚才提到了要广开民智，要注重现代国家本身的教育、科技、贸易等方面问题。这两方面跟国家实行宪政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还是它们只是一个前提，要这两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能实行宪政？如果是这样的，国家实行宪政的时机是不是还不成熟？
王人博：我不太想对宪政做出任何的评价。但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讲，第一，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中国开出药方来。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的事情，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要一劳永逸的为中国开出药方，想要药到病除是不可能的。我喜欢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传统和现代、中方和西方、经济和政治、教育和能源等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所以你说哪个为前提，我认为应该互为前提。我认为中国人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举例来说，美国公民在一个白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度会选一个黑人当总统，单凭这一点我认为美国公民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公民。也就是说，衡量一个成熟公民的最简单尺度，就是他们可以除掉种族、肤色，拥有成熟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
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的误用就是错误的使用了来自西方的民族概念，对中国而言，民族只有一个，这就是近代中国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即相对于西方、阿拉伯、印度以及伊斯兰等民族而言的中国族群。或者在国家意义上，中华民族即是中国国家的国族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可以分为不同族裔。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汉族”、“满族”、“回族”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它是民族概念之下的不同族裔性而已。
梁启超在一百年前的《新民说》里提到，中国人普遍缺乏公德，西方传教士一百多年前也写过，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但是一百年以后，中国人在公民道德方面进步并不明显。国民性从二战以后，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国民性是可以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来论证的，并不是观察个性，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既需要现代公民，同时也需要现代政府，推进政府改革对于造就现代公民是个有利条件，而公民的成长又可以影响政府的效率和质量，而好的国民和好的政府体制，又会促进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
按照法学家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我们要寄希望于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我认为法治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法治不是解决我们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实行法治时必须要把社会环境进行清理，要思考如何来安顿法治。法学家对法治的热望，作为同道，我既能理解，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一个现代的法学者首先应该是个法治主义者，这是法学者群体必须坚持的道德立场。然而，我们对法治价值的坚守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理，这些学理多是来自英语和德语的实践，而不是我们自己身在的我们自己社会与共同体的实践，这种学理缺少的是亲验性。事实上，由于法学家与法官、检察官的二元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的法律实践者可能更能体味出中国法治在实践层面的难度与复杂性。
提问：过去一百多年的思想变化中，第一种是左宗棠曾国藩他们支持的复古文化；第二种是西方所谓的现代化，即后来的孙中山以美国为榜样；第三种是民主宪政，对这几种思路有何评价？
王人博：我要说的是一个非西方化国家的整个近代历史进程是充满了悖论和痛苦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复古派还是西方派，实际上都离不开西方这个镜像。非西方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都离不开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是又发现，要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之路，同时不得不面对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复古主义看起来是文化上的一种保守主义，其本质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它必须把西方的概念和价值隐微于书写的背后通过重述中国历史与文化，达到重构的目的。复古主义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它与民族主义理论一样内含了悖论；全盘西方化，也行不通，因为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绝不可能自我他者化，这也注定了一种现代性的追求必定得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受苦。目前，让人最反感的说法之一，就是讲儒家如何如何能耐。一个事实必须得承认：儒家既支撑了中华帝国活了几千年，又使中国最后弄得个内忧外患而一败涂地。儒家自身并不能带来现代性。你还能回到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农耕社会吗？如果能，儒家肯定能帮上大忙。换句话，现代那些自称的儒者需要的是用儒家的态度和眼光去面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本身，而不是乞怜于儒家的起死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