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国家的思路之二：决定现代国家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民
近代中国，在如何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还有一条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只把构建现代政府作为一个主要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决定现代国家的不是现代政府，而是国家的国民，如果国民没有真正的成长为现代公民，构建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最终会失掉“现代”的意义。决定国家状况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民。这种思路是19世纪70年代，从王韬开始的。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中有三篇文字谈到“民”，他把儒家的“重民”思想置放于现代国家的语境下，提出了“重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开启了中国重视国民对国家重要性认识的先河。
但真正带动这个思路的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分为戊戌变法前和戊戌变法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了反思，他从一个政治改革的推动者转变成一个启蒙者。他在日本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从报》两大报，并在《新民丛报》上发布了他的《新民说》，研究梁启超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梁启超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而不是新民丛报登载了《新民说》。我认为，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中国如要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必须有现代的国民。《新民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第一个受到新民说影响的是鲁迅，所以鲁迅在说到中国国民性的时候，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借鉴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奴性”这个词。据考证，用“奴性”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国民性是梁启超开的头，很多革命党人在后来的写作中都借用了梁启超的词汇。如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
《新民说》影响了鲁迅，当然也影响了后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个梁启超迷，在毛泽东后来的谈话和文字中，都谈到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第一个新兴学术团体就叫“新民学会”，至今上海还有一份报纸叫“新民晚报”，可见“新民”这个概念对中国影响之大。当然这个概念不是梁启超发明的，“新民”这个词古而有之，《大学》中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样的话。在近代的语境下，梁启超将这个词用活了，用在了构建现代国家的背景下，旨在改造国民性，培育新国民。换句话说，梁启超的方案是要培育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的一种个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成长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以后，现代国家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
当我们的国民多是文盲，既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责任意识的前提下，构建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没有用。梁启超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一代人，这就是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承续了梁启超的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首先必须要从文化上进行改革，培育“新人”。五四文化运动中称这个任务为培育新青年，从“新青年”开始着手较为容易，因为青年很纯洁，没受到污染，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很长时间的青年崇拜--李大钊写过《青春》，陈独秀写过《敬告青年》，毛泽东也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什么要把建造一个现代国家的责任交给青年？如果把中国的青年人思潮放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老年代表着死亡，青年代表着春天，生机勃勃，希望所在。后来李大钊也写道，一个现代社会、国家的构建与改进离不开青年人，当然一个好的社会是既需要青年人的热情才智，也需要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青年崇拜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毛泽东在晚年时期又发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担当者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新青年被称为“红卫兵”。青年崇拜心理和青年主义在中国的体现是值得注意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