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在中国，如果广东发生骚乱，这个信息传递到北京需要多长时间，在古代有句话叫“八百里加急”，当时传递信息基本上靠驿站和马匹，成本很大、也很滞缓。而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距离的缩短，肯定会带来政治的变迁。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巨大变化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缩短了人类的距离，随着电报的出现，信息的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信息传递的时间缩短了，人类控制的手段多样化了，恰好在这个时期西方都演变成了一种民主宪政体制。所以说民主宪政跟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值得去研究。
相反，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中国从来没发生过工业革命，中国还生活在利玛窦来访中国的那个年代。所以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末来中国时，发现中国跟西方的差别太大了。中国人当时的出行方式还是坐轿子和步行。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超大的国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距离很远，当年利玛窦写过，他第一次去北京觐见皇帝，皇帝没有接见他，他只好从北京返回南京，走了一个月才到山东的临清，当时是冬天，大运河被封，所以他没有办法坐船，只能徒步行走。这样到达南京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再想想自古中国的皇帝下江南，为什么不去福建和广东？就是因为距离太远，需要的时间太长了。火车的发明改变了西方人的出行方式，而且西方的国土面积没有中国这么大，所以它在发展民主政治时能把不同选区的人都纳入投票范围中，而且最后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统计出来。但是在中国的明代与清代，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投票式的民主，比如说在山东进行选举投票，山东要把票统计出来，包括山东省偏远落后地区的票数，然后再把票数送达北京，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与它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内在性的关系。如果说宪政民主具有普世价值，那么，这种“普世价值”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表达。在19世纪中期到末期，这个时代被称为帝国主义。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的极度扩张，原因就是工业革命带来重大的结果是西方的工业产品要打开销路，但是西方的市场太小了，它要将它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所以西方就开始拓展贸易，贸易的拓展和殖民地的拓展是同时开始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按照西方的看法，人类世界80%的面积都在西方的控制之下，中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都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所以随着殖民地的建立，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它把它的那套制度和价值观倾销到了殖民地，整个殖民地都要用西方的那套制度和规范，西方是用坚船利炮把它的价值推广到了殖民地。而中国接受西方的宪政理论，也恰恰是在1840年以后，西方的宪政是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到达中国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如何来处理前殖民关系，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跟西方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艰难是相互的。西方对中国有芥蒂，而中国对西方的所作所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两者曾经存在着施虐和受虐的历史关系。西方总是指责中国“总是用一种受害者的心态看西方，出现问题总是把责任推给西方”。但是西方也确实是那么做的。这样一种国际关系也确实存在：在强国与弱国之间，通常是狼抱怨羊弄脏了河水。有一句话说“中国即使出高价购买美国的高新技术，美国也绝对不会给，但是宪政民主是可以免费供应”。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让中国的政治家很难真正信任西方。为什么中西之间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的原因就在此。当我们想到法国巴黎多么繁荣和壮丽时，也会联想想到中国的圆明园。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中国很难跟西方建立真正平等的相互真诚信任的关系。为什么中国政治家对宪政民主抱着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就是因为宪政民主毕竟带有西方的色彩，或者说带有白人的面孔。这里，我们会想到罗大佑那首叫“亚细亚的孤儿”的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只要是中国人肯定都有这种感受。黄种人与白人之间的相对比较平等信任的关系，是很难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