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学”必须与经学相结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若晖
“新子学”发展，应该立足自由经学和子学传统相互促进上。传统上，以经为中华传统文明之核心，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开篇有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以经为大道之所在，此固汉唐经学之通义，但是其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另有曲折。
至于诸子之学，一般认为是经学的附庸和补助。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分中国哲学史为两大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其实即便在先秦时期，诸子也与经学息息相关。王葆玹指出：中国有一俗见长期流行，即以为五经纯为儒家经书，经学为儒家所独有。实则五经在秦代以前，乃是各家学派共同尊奉的典籍。先秦至汉初之经说本与子学一体，也是活泼泼的自由思想。经子关系，诚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所言：“《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近代经学沉沦，子学复兴，但复兴后的子学弃经学而附哲学，于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固有格局与内在脉络被打散。这在经学领域表现最为明显。汉王朝以秦制律令体系，驯化经说，建构经学，再以之一统思想，对于这个传统需要现代学者加以疏通。近年叶国良倡言：“经学的生命力是否旺盛，端看是否有新体系出现，易言之，须有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之作，才能维系经学的生命力，这方面还是有待努力的。”
我们认为，经学的根本性地位还是要承认，中国文化还是无法彻底离开经学，同时需要发掘经学的自由传统，允许自由辩论、自由质疑。经学时代之前的经说就是自由的传统。因而，如何回到自由经学，并以此为基础重构子学？这是当代“新子学”建构的要点。
如何重构子学？汉初司马迁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史记志疑序》论曰：“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太史公正是熔经铸子，才能“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因此，当代“新子学”的建立，必须与经学相结合，以中华文化的大本大源为根基，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面对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重铸中华之魂，此即当代“新子学”之魂魄所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