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如何实现市民化
记者：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这种形式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个特色，现在好像没有了这种说法？
华生：现在提的是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暗含着否定原来的路，就是说你不能光搞土地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民变市民，农民不变市民的城市化，跟城市化的概念都是相反的。但话说回来，农民进城打工，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全世界基本上没有。农民进城打工以后，没有城市户籍，在城里面没有地方住，没有安排地方让他们住，这只有中国有，这个情况很特别。其他国家至少是可以搭贫民窟的，没地方住，那我在公园里面把这个搭起来，占了一块地方就开始搭了，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特别多的。我们的管制能力很强，所以基本上管住了。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从小就没种过田，也不可能再回农村了，这时农民工还不能在就业城市落户、市民化，那就可能要出现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记者：农民工市民化是必须要走，还是也仅仅是我们的自我选择？
华生：农民工市民化对我们的意义，这还要看一看世界上的大事。在农业社会，基本上都是农民。应当说人类从几千年前进入文明社会开始，人大概能够有语言、有文字就开始有城市。但是城市在农业社会这几千年当中，城市人口始终占整个人类人口大概5%左右，最多不足10%，包括像中国的唐、北宋、明、清最繁荣的时候，城市人口也就是这么多，西方也是这样。整个农业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剩余农产品有限，生产力进步非常缓慢。城市化在18世纪之前全球都是个位数。1900年的时候，我们清朝皇帝还在，那时候全球的城市化率是16%；过了100年，到2000年的时候，全球的城市化率是42.7%；现在全球城市化率已经过了50%。联合国人居署预计，到2050年全球的城市化率是67%，到这个世纪末应该是8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人类，包括我们中国人，从农业社会完成向城市社会转变的最后一个世纪，这是全球的大趋势，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记者：谈到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率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目前，不同统计口径算出的城市化率相差很大，这其中有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问题吧？
华生：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再加上他们的家属就有4、5亿人。现在的城市化率去年底到了53.7%左右，但是按照我们公安部的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5%，两者之间相差出的那2、3亿人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包括我们家里请的小保姆。这个城市化率，在我们城市化的阶段后期，应该说是太低了。
今天中国户籍城市化率才35%，我们面临着如何让大量的农民能够在他们就业的城市安居下来的问题。我以前就一直说，现在中国城市的户籍比美国的国籍、比英国的国籍还要困难。我在英国读大学，你在英国合法工作4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民，再过1年就可以申请国籍。在我们北京工作10年也申请不了。这是一个角度，我们现在面临的，农民进城以后不能够市民化，这跟世界潮流已经开始很明显的脱节，对我们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
记者：能否请再具体分析下，您认为农民工问题将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华生：我们现在的经济遇到了挑战，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农民工在城里面的消费能力很有限，因为他主要都是存钱的，存钱以后回家盖房子，回家盖房子他还不住，他在城里面又没房子，然后家属不能带来，子女还有几千万在老家留守。我们现在人均GDP已经到了6000到7000了，这时候经济要升级，首先劳动力就升级不了。这几亿人，对我们来就，既没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又没有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这是中国经济今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社会来说，有几亿人居无定所、家庭不能团聚，这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三个１亿人”的计划，这一计划如能顺利完成的话，对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这一计划的实现将可能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华生：总理讲话讲了“三个１亿人”的问题，这是我们下边要做的大动作。在沿海地区安排1亿农民工落户，在中西部地区安排1亿人就地落户，另外的1亿就是城市的这些棚户区的改造。这个计划要是完成的话，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这个可不容易。因为“三个１亿人”全是花钱的事情。能赚钱的事情，不用你号召大家都搞起来了，花钱的事情号召也没用。每个环节，差一个环节，最后都是落空的。但是，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巨大的进步。因为总理不是代表个人，实际上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个时间表是2020年，实际上也就是6、7年的时间。这6、7年要完成这3亿人，那可是很了不得的。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些措施能不能到位，钱从哪来，还是一个大问题。过几天，发改委的城镇化规划会公布，里面会说得更详细一点。但是，真正的措施肯定还需要下功夫去做，去制定、去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