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建立‘社会共生’体制”
记者：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如您书中所言，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至少雏形已出现)，甚至有逐步固化趋势(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如何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的共生之路?
常修泽：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并阐述了一个概念：“社会共生”。我觉得，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虚幻的、高调的“社会美妙”理论，而是实在的、大家都有活路的“社会共生”理论。在书的“社会改革”一章，围绕“社会共生”这一核心理念，我阐述了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记者：是的。我们看到：今年1月13日的《报刊文摘》在头版头条转载了您书中的这一部分。可见，社会是很认同的。如何才能做到“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常修泽：三句话：“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
第一，“用社会兜底机制稳住穷人”。习近平同志在欧洲学院的演讲中说的几个重要国情数据：中国城乡低保人口有7400多万人，残疾人8500多万，另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差不多相当于法国、德国、英国人口的总和。对此，没有兜底机制，行吗?当前先要编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安全网”，要兜住。在“安全网”能兜住的情况下，再说“社会美妙”的东西。
第二，“用产权保护机制留住富人”。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有一句话讲的好，它突破了原来的界限，原来是“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后面是“句号”，这次改为“逗号”，又加了一句“私有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了“同样”两个字，“同样”两个字很有分量。
第三，“用社会活力机制培育中产”。这是“社会共生”的中心环节。参照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分析，估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 25%-30%，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刻不容缓。虽然关于“中产”的界定，无论学术界还是百姓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被公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极端贫困人群和极端富裕人群，努力扩大中产阶层成为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布近似“金字塔”结构，在奔向“橄榄形社会”的道路上，中国还要走很远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