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多年探寻“社会化”模式中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应该说，20多年前党和政府就非常关注“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效果怎样？为什么近几年来，社会管理工作成为了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信平：应该说，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存在着低效率的问题，但它在社会管理方面则是相当有效的。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企事业单位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改变了“企业办社会”的模式之后，企事业单位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功能大大弱化。摆脱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等“社会事务”后的企事业单位大大提高了自身运行的效率，但从其身上卸下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等事务应该由谁来承接，如何承接，却一直没有具体地落实。尽管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但却一直没有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更具体讲，政府一直试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下，建立“社会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这种方向选择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却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化的社会管理及社会服务体系。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模式的特点和要求，并因此而未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化模式所需要的体制建构和资源供应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迄今为止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是不成功的，因而在当前加强社会管理的目标下，我们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认真研究解决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基本体制问题。
■从社会管理学角度来看，“社会人”只有转化为“社区人”，社会管理才能找到组织载体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近几年，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个重要着力点，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唐钧： “单位人”如何转变为“社会人”，是20多年来社会管理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出发，“社会人”的概念是有欠缺的。比如，社会人由谁来管理？以什么为依托来进行管理？在实践中出现过很多问题，“社区人”概念这几年就应运而生。这是因为，社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上升，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之所以将“社区”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变相联系，是因为“社区”是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覆盖面最广的可用作社会支持和进行社会动员的组织资源。当然，与此同时，“社区”在中国也是一种尚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社会资本。对于以市场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社会走向“全面小康”，“社区”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可能是极为重要的。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社区”作为社会学的专有名词被再三提到，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的“社区”，被中国社会接纳并写进了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文献中，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也许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大结构性的转变。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在这里“社区”及其自我治理的地位得到充分重视。社区自治，这与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分工相联系：单位，主要提供工作机会；社区，主要提供生活服务。但是，在实践中，至于“单位人如何转变为社区人”，在可行和可操作的政策层面一直没有形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