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以欧洲和日本为参照
前文阐释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克服资本积累危机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推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效率，但同时亦给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与市场而进行的竞争，并给各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以及国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侵蚀。基于这种全球化的体系背景，前文强调了波拉尼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启示作用，以及在应对目前内外危机中国家层面政治运营，换言之，也就是国家政治层面对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设定与把握的重要性。单就中国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全球化冲击自不待言，而经过三十余年高速工业化发展后所产生的来自社会内部的转型需求亦开始大量喷发。可以说，中国正站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内外的冲击都要求国家在政治层面审时度势，完成国家转型。而如何转型？这便涉及到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幸运的是，在此方面，欧洲国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积极经验与模式，而同时作为邻国的日本则提供了更多的负面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上述波拉尼所阐明的原理，对照欧日的发展方向以及结果，二者之间优劣立显。从结论上说，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转型应当更多地借鉴欧洲模式，而日本模式则不足效法。
二战后的欧洲国家遵循波拉尼的理念，对外推动区域合作，对内则致力于制度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建设，从而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内社会整体的安定团结。虽然20 世纪70 年代末以英国撒切尔首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旨在“拆散福利国家”，但正如英国学者保罗． 皮尔逊( Paul Pierson) 的研究所表明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依然坚固。 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福利国家纷纷回归，并开始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欧盟的建设虽则困难重重( 譬如目前的债务危机) ，但方向坚定，其进程亦是步步深入。比对欧洲，日本则展现出令人唏嘘的另一番景象。日本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完成工业化赶超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下行区间，民族国家间的资本积累竞争日益加剧；而国内大规模革新自治运动和市民运动的相继爆发亦体现出国内社会对修正GDP 至上的经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的欧洲制度型福利国家建设的自然要求。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日本却最终未能正确设定国家的未来发展模式并及时实施转型，而是延续了经济赶超时期的做法，即一方面对外坚持并扩大出口攻势( 日本学者称之为“疾风暴雨式出口”) ，从而在体系经济下行、资本积累竞争加剧时期，进一步激化了与美国及欧洲之间的经济冲突与摩擦，最终招致霸权国美国的金融打击以及1990 年《美日结构性障碍协定II》中美国对其国内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干涉。另一方面，对内延续了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以来的、以田中角荣“列岛改造论”为代表的大搞公共工程的“土建国家”路线，最终在金融自由化的催化作用下，导致巨大经济泡沫的滋生，而泡沫的崩溃给日本带来沉重打击，其经济与社会遗患至今仍无法消除。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面对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体系变迁，以及国内经济泡沫的崩溃，日本选择的道路与欧洲国家亦是截然相反。尽管程度稍有差异，但从小泽一郎到小泉纯一郎，再到野田佳彦以及目前的安倍晋三，他们的对外政策均可归结为日本政治学家山口二郎所称作的“美国依附( 寄生) 式的民族主义” ( 另一些诸如渡边治、后藤道夫等学者称日本的这种对外政策方向为“军事大国化”或者“帝国主义化”) 。这种方向选择恶化了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招致自身在亚洲地区的孤立，更严重影响了亚洲区域合作的发展。在国内社会统合层面，学者渡边治认为，日本在中曾根时代已经开始滑向新自由主义，但还只是“早熟的新自由主义”，其在日本社会的全面展开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经济泡沫崩溃之后，而顶峰便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结构改革”。主张“小政府”、“放松管制”和“自我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社会统合路线的全面实施，导致曾经以平等著称的“一亿中产阶级”的日本社会向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沙漏型”社会转变( 日本学者橘木俊昭的研究表明，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加大) 。而物质层面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又慢慢演化成为精神层面差距的扩大，即社会弱势群体对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前景的绝望感与日俱增，社会整体陷入了停滞与低迷( 年超过3 万人的自杀者以及暴力犯罪事件的急剧增加，都说明了日本“社会失范”现象的严重，而“社会失范”现象的增加反映出的则是经济社会问题的严重) 。从曾经“失去的10 年”论再到今天的“平成萧条”论，无需赘言，用市场逻辑统合国内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难辞其咎。
如果说欧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范例或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所谓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 ”的话，那么，同为后发展国家的日本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则更显意义重大。作者认为，总结日本教训需要分两个时期来说： 其一是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其完成赶超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此时的日本未能及时调整出口导向的对外依存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对美国的依存，而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又与日本对美国的政治军事依附息息相关，从而招致激烈的经济冲突与摩擦。用学者内桥克人的话来说，日本对出口导向的偏执是在“自己勒自己的脖颈”。对内则未能从GDP 至上的经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与社会保持均衡的内生式发展方向，利用高速发展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在国家制度层面构筑坚实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安全网( 关于此点，日本研究福利问题的专家二宫厚美对比欧洲，将日本定义为“未成熟的半福利国家”) ，而是坚持“土建国家”式的非制度型利益诱导路线，用学者山口二郎的话来说，就是以自民党族议员和各省厅官僚为主体的“官僚裁量”型。不仅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亦最终导致经济泡沫的生成。其二是1990 年代初经济泡沫崩溃以来。在冷战终结、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体系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逐步滑向美国追随式的民族主义—军事大国化方向，对内政策则全面倒向以市场逻辑统合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由此可见，曾经的经济大国日本之所以能够催生巨大的经济泡沫以及泡沫崩溃之后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复苏，反而逐步演化成如今的“平成萧条”，社会危机也在悄然累积和深化的结果，都与其在历史节点上对于国家内外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错误选择紧密相关。外部区域合作和内部制度型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在日本的国家发展史上始终是缺失的。回过头来，我们审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以及国内社会情势，不禁会为其与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日本处境的相似性感到惊讶，而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日本国家社会转型的失败是导致其后经济泡沫崩溃后延续至今的经济与社会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汲取欧洲经验，同时记取日本教训对中国有益无害。
在目前的历史转折点上，以长期的结构性视野审视内外环境，设定国家的转型方向至关重要。未来虽无法预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不同选择将导致未来不同的内外结果。具体而言，调整自身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减少外部经济摩擦，同时抑制自我膨胀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竭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积极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对内则需要避免日本式的依靠大搞土建工程创造虚假内需的发展路线及其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路线，而是应当着力于创造以民生为本的“真正”内需，在国家以及地方层面构筑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建设制度型福利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这其实也就是波拉尼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正如罗伯特·考克斯( Ｒobert． W． Cox) 所言，国家体制或曰国家性质将最终取决于能够获得政治霸权的“历史集团”的性质。因此，国家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及其理念能否得到有力的伸张，将是决定中国能否走上正确国家方向的关键性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