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波拉尼思想亦是在重申国家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对国内社会的有效保护有赖于体系或区域层面规制结构的形成，这种结构将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发挥施加限制。这种要求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原因正如威廉·罗宾逊的分析所表明的，19 世纪后期的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各国国内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贸易和金融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当代的全球化不仅是贸易和金融的一体化，甚至生产环节也跨出了国家疆界( 跨国生产、转包、外包) 形成一体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如果20 世纪70 年代一些学者所说的“相互依存”更多是指涉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事实的话，那么，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如今跨国生产的深化已经将中心国家和非中心国家前所未有地绑定在一起，“相互依存”也几乎成为全球性的了。其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如果说19 世纪末和20 世纪早期，各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可以关起门来保护自身的话，当代的全球化已经极大地缩小了这种可能，即使可能，也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面对19 世纪自由市场逻辑肆虐所带来的社会破坏，作为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波拉尼指出了三种不同模式，并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些通常看起来根本不同的变体，其实只不过代表了被给定的几种选择罢了。其一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它以极端的方式暂时冻结了市场经济所引发的阶级矛盾，并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来解决之。波拉尼认为，它提供了一种逃脱制度死结的办法，然而其在本质上是“退化的”，将导致文明的消亡；其二是苏维埃俄国代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否定自由市场，转而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其三是美国的“新政”模式，它并不否定市场的功能，而是通过国家权力将市场“嵌入”社会之中。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巨大社会危机的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给定”的这样几种选择，国家又该如何抉择呢？如前所述，全球化已经极大地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事件对其它国家可能造成深刻影响。应该说，脱离体系自给自足的模式已不再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了。除此之外，如果不想重蹈历史覆辙的话，余下的选择看来只有一条，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之路，这也正是波拉尼所主张的道路。波拉尼在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泉源。……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让自己顺应了社会的现实，这意味着以往那种自由的终结。但是，再一次地，生命从这种终极的顺应中生发出来。” 言下之意，社会逻辑虽然会对市场自由施加某种程度的限制，但得到的将会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生。也正是对这种社会逻辑的发现和尊重，战后的西方国家开始普遍重视国家对社会的保护作用，把社会权利视为社会政策的核心，将福利国家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调和起来，开创了长期的繁荣时代。政治学家约翰·鲁杰( John G． Ｒuggie) 将这种自由主义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 ”。在经济全球化已经给各国—包括中心国家和非中心国家-社会带来失序危机的今天，重申社会原则以重建福利国家的要求更加凸显。
而当代的难题在于，在金融、贸易、尤其是生产环节已经全球化，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极大深化的情形下，“一国中心主义”式的社会保护已经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是有必要将国内问题与区域甚至体系层面的问题连接起来，综合地加以解决。首先，国家必须在国际体系层面或区域层面进行协作，以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尤其是货币秩序，减少经济成果分配的严重失衡；经济合作又必然要求政治层面的合作与统筹。而现时代的状况是，“经济全球化超过了政治全球化”，国家间政治合作的滞后导致在体系或区域层次上无法形成对跨国资本的有效规制力。其实，这也表明了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分散的民族国家体系并存之间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然而，在经济已然全球化的今天，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国家之间必须在体系和区域层面竭力建构“国际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 ”以实现冲突之下的合作，除此恐怕别无他途。此外，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尤其是跨国生产的深化使得单个国家很难对资本加以有效规制。因此，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已愈来愈有必要涵盖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内容。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资本实施有效规制，并从而对各国国内社会施以有效保护。波拉尼通过深刻剖析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和导致上世纪20、30 年代大萧条，以及战争灾难的原因，其实无非是想阐明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组织原理，简言之就是：伴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大，社会保护网的构筑亦必须相应扩大，如此方可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或者说，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而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只有国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金子胜教授则依据波拉尼所阐明的这一原理进一步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网的构筑亦必须从家庭和地方共同体向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次递进。事实上，欧盟的建设所遵循的也正是上述原理。随着区域内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种区域内统一标准体系亦相应构建起来，譬如为促进劳动力流动而实行的加盟国之间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 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相对固定，即沃勒斯坦所谓的“生产要素的部分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在跨国公司母国引发“产业空洞化”和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东道国导致“血汗工厂”的复兴，因此，这种国家间职业资格相互承认的措施，实际上是旨在减少资本流动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 、为对区域内投资资本形成约束而设定的各种对于生产以及商品的统一规制和标准等等。这些原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事物，都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扩大而成为必须在区域层面加以解决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在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减少其与各国国内社会组织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之间寻求平衡。我们进而也会明白，为什么欧洲统一市场的发展最终必然带来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寻求外交以及内政方面的统筹，其实在波拉尼所阐释的原理框架中，这很容易得到理解。当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的作用下，欧洲市场亦必然要发生波动，在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构成单位的国际体系中，超越“一国中心主义”窠臼的政治合作也必然遭遇重重波折，但其坚持的却是符合波拉尼原理的正确方向。
鉴于国际体系中世界政府的缺失，萨米尔·阿明以及大卫·M·科兹( David M．Kotz) 等学者认为，在全球层面开展政治合作以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以及协调各国国内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主张作为替代方案的区域合作。针对区域合作方案，虽然亦有担忧的声音出现，即认为区域化可能导致类似上世纪30 年代的区域性集团之间的纷争，但作者认为，上世纪30 年代的所谓“区域性集团”，乃是西方各“宗主国”统领其附属殖民地形成的“各立山头”式的封闭性国家集团，对内存在着“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政治经济的高度不平等，对外则因其封闭性而导致各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担忧，其价值在于告诫当代的区域合作有必要吸取历史教训，对内对外都需秉持平等与开放的理念，但却并不能否定区域合作本身的可行性。如果能够贯彻平等与开放的理念，区域化就不失为一种全球合作的替代性方案或者辅助性方案。总之，如果全球化是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事实的话，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学会如何去驯服它和驾驭它，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建民族国家已经被侵蚀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找回国家”并实现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才可以重建社会———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