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的后果
威廉·格雷德( William Greider)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形象地将全球化比作一部强壮、庞大而可怕的机器。它“穿过开阔的地带，置熟悉的边界于不顾； ……在向前挪动中，这部机器抛出大量的财富和施舍物，而与此同时，却留下巨大灾难的沟壑”。的确，全球化代表着市场逻辑的全球性扩张，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将自然环境、货币与人抛进了由买与卖的逻辑所主宰的市场之中。一方面，市场的经济逻辑以资本积累为最高原则，要求资本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全球性资本积累则要求资本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流动，要求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完全商品化。而这必然会给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国家的国内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冲击；另一方面，跨国资本集团主导的商品生产链的全球再配置所形成的中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使处于商品链下游的国家或变成粮食、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地，或变成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财富却大量流向上游国家，在体系层面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严重失衡，并大大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为力争上游而进行的竞争。
跨国公司为逃避母国的各种工业规制而将重污染生产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转移，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为获取廉价原料而进行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竭( 自然生态环境的“商品化”) ；为获取廉价劳动力而采取的转包、外包生产，在边缘和半边缘乃至中心国家内部重新复活了19 世纪式的“血汗工厂”。这些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步解体，大量失去旧有生存根基的人被抛入市场的洪流，其实无非是在复制如今的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野蛮”道路，也就是将人彻底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 人的“商品化”) 。另外，虽说大量财富流入中心国家，但并不意味着财富向中心国家所有阶层的均等扩散，准确地说，是更多地流向了少数的所谓精英阶层和食利者，而普通劳动者阶层面对的却是愈来愈严酷的失业危机。全球化在非中心国家造成了人的“商品化”，同时亦在中心国家社会内部导致了人的“再商品化”。
二战后的欧美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下建设福利国家，将劳工工资水平与资本利润挂钩并积极扩大和完善公共福利，致力于通过社会政策实现人的“脱商品化”，从而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热气球”型社会。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为突破资本积累危机而实施的生产跨国化以及在国内采取所谓“弹性积累”方式，致使中心国家普遍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现象并引发国内劳动市场的一次大重构。据许多美国和英国公司的报告，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其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降低( 劳动) 成本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革新、研究和开发来实现的。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认为，这次重构将劳动力划分为“核心”与“外围”。“核心”是指“具有全日工作时间、永久身份”的并且“对于机构的长久未来而言是主要的”雇员。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的前景，相对丰厚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权益。“外围”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亚群体由“具有技艺的全日工作的雇员”构成，“他们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手工工作”，这个群体大多以极高的劳动力周转为特征。第二个边缘群体包括“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它比第一个边缘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而这后一种边缘群体在近些年显著增加。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中的一员。虽然也有人鼓吹服务业将会代替制造业吸收“剩余劳动力”，但正如菲利普·布朗( Phillip Brown) 和休·劳德( Hugh Lauder) 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只能被低端服务业所吸收，其职业模式的特点就是无法保证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缺乏内在的安全保障。
毕竟，诸如会计、审计、律师和金融等高薪服务业只属于少数精英而已。如此一来，中产阶级受到挤压逐步缩小，少数人向上流动，收入显著增加，而绝大多数人却向下沉沦，收入急剧降低，社会的收入分配从“热气球”型变为“沙漏”型。甚至曾以收入分配平等而著称的日本，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同性质的巨变，以至于2005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作者三浦展在书中用翔实的调查数据表明了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全面地向下流动，曾经的“一亿中产阶级”的平等社会正在慢慢变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更严重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 量变)正慢慢演变成为心理的两极分化( 质变) ，威胁着社会安定。有识之士指出，长此以往，堕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绝望感将撕裂日本社会。另一方面，金融化同时是“沙漏”型社会的结果和加速器，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则加剧了金融化的进程。在我们这个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金融性资本的全球流动达到了耸人听闻的规模，跨国金融集团和金融投机家们操纵着货币经济( 货币“商品化”的极端表现) ，达到一定程度时，赌博式经济就会跌落，并从根本上造成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使整个世界一片恐慌。
全球化是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扩张，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S·沃林( Sheldon S． Wolin) 所说的“颠倒的极权主义”，即经济力量—市场逻辑—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它加剧了体系层面国家和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同时在全球范围导致了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商品化”。当代所面临的深重的生态危机、国家以及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冲突、各国的国内社会危机以及频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其外在表征。关于市场逻辑肆虐将会带来的社会恶果，波拉尼早在60 多年前
就曾深刻地认识到自我调节市场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是一个“乌托邦”。他指出，劳动力、土地( 人的自然环境) 和货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他( 它) 们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将他( 它) 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面对全球化已经带来的种种危机，波拉尼警示性的语句不能不让人深思。当代学者罗伯特·阿尔布里坦( Ｒobert Albritton) 对于全球化亦如此评价道： ……资本主义的利润如果主要建立在对劳动力和土地的过度使用之上，还要借助金融的推动作用，这种资本主义就在走下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