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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8)

现代稳定是动态稳定,以疏为主

蒋保信:《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与您一直强调的观点吻合--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动政治民主发展。您曾说过有两种稳定--“传统的稳定”与“现代的稳定”,目前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实现“现代的稳定”?

俞可平:我一直倡导动态稳定,并把动态稳定界定为现代稳定,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疏为主。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对政府有不满,都可以让他们说出来,要有合理合法的制度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我把静态稳定叫作传统稳定,它是以堵为主,什么都不让你说,什么都不让你干,这种稳定是维持不下去的,这样的时代应该过去了。

我一直特别强调动态稳定,但是动态稳定对政府来讲是极大的考验。第一,官员的素质要很高,要敢于面对老百姓。如果你自己也贪污,能力很弱,没有公信力,你肯定不敢去面对老百姓,去了以后老百姓也会把你困住。而素质高、能力强的官员,就不怕直接面对老百姓。现在的问题是,在现行选拔机制下,这样的高素质官员不太容易产生。第二,要有一些合理的制度机制,让老百姓自由表达其诉求。像人大代表联络站,就是很好的机制。

蒋保信:2013年初,《旧制度与大革命》因领导人的推荐而“走红”,书中有这么一句话:“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您怎么理解这句话?当下的改革是否存在这样的风险?

俞可平:很多人对此都有过解读,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说是在提醒统治者注意革命的情势、革命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总之不能太开放。另外一种解读是,提醒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革命的结果未必更好,整个社会被打乱,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

但我认为要说革命,还是马克思讲得最好。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什么呢?他认为,革命是客观环境的产物,革命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爆发革命?那就是,当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时,危机就爆发了。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观点,即政治的上层建筑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要冲破那个旧的制度时,如果旧制度还不做改革的话,就可能爆发革命。

讲革命,我认为更多的还是要看客观情势。为了避免革命,应当不断进行体制改革来满足社会经济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还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

除了决心,还要“有宽广的胸怀”

蒋保信: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亮点,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要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但大家会否和以前一样担心“政令不出中南海”?

俞可平:遇到阻力能不能往前推动,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些阻力既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但也可能来自决策者的优柔寡断,缺乏担当和责任。但是,中央既然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我相信我们党是有足够力量去落实的。如果真要做的话,也一定能够做到。比如禁止中秋发月饼,一个文件下来,都不发了。这说明中央的组织和动员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所以,能不能落实,关键是看决心大不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下定决心后,就是如何通过合理的设计,以最小的成本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改革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也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即将设立的负责顶层设计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将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点也非常重要,决策者和执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这个胸怀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定要超越任何阶层、团体、组织的利益,要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角度来推动改革。全部改革,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你担心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能不能真正落地,而我还担心另外一点,就是怎么做。有些改革其实并不难,完全可以做到,如单独子女放开两胎、废除劳教制度等。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背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

首先,一定要按照法律办事。党既要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来实施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但更要依靠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现代治国方略。

其次,要遵循增量改革的道路。《决定》所涉及各个重大领域的改革,有些条件已经成熟,有些则只是指明了方向,应当分轻重缓急,选择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突破。

最后,要通盘考虑,统筹协调,体用并进。治理体制虽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体”与“用”,是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改 “体”只改“用”,“体”和“用”之间的张力就会越来越大。例如,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现存的意识形态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如果不努力进行理论创新,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将遭遇合法性的挑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体制上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着重强调“协商民主”,要作为重点推动,我对此很赞成。但是我每次都要讲,一个完整的民主政治,第一要素是选举,如果没有正当性的选举,把具备优秀素质的人选上去,能协商出什么结果来?如果不能在官员滥用权力的时候,把他限制住,协商民主就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在协商民主之前,还要有选举民主,它能解决前面提到的民主“四字诀”里的“授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有”和“权为民所赋”讲的都是授权。到现在为止,在制度改革上,“授权”没有太多的突破,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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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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