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因为公共治理出现了困境
蒋保信：您曾经说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决定》的最大亮点，就是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什么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总目标?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
治理改革的成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5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党存在执政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我们确实存在明显的局部治理危机。公共治理的危机，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所称的“城管式困境”。
蒋保信：记得您在2012年“重构治理秩序，走向官民共治”一文中也提到过“城管式困境”，并且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最坏结果，为什么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