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一)深化改革，是因为公共治理出现了困境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党存在执政危机和统治危机，但我们确实存在明显的局部治理危机。公共治理的危机，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所称的“城管式困境”。“城管现象”是这类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与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双方都不满意。人们怪罪于“城管人员”，但城管人员同样也冤屈满腹。
(二)“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
前不久美国联邦政府很多部门关门了，但这并未使美国社会陷于一片混乱。再比如日本，近些年来，它的首相平均不到一年换一个，但日本社会仍井然有序，这也是因为日本的整个社会治理比较发达、比较成熟了。但回过头来看中国，你能想象中央政府关门会怎样吗?你能想象最高领导人一年换一个会怎么样吗?
(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而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里，任何政党、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宪法是最高权力。
(四)民主“四字诀”
民主其实很简单，要义在“授权”“限权”四个字。民主就是一整套人民对政府进行授权限权的制度机制。
(五)实现“制度的现代化”，需要“有破有立”
一些地方设立了“人大代表联络站”，效果非常好，“上访”数量明显下降。大家都说这个制度好，但不能推行。为什么?据说是因为有人担心“人大代表联络站”会变成西方的“议员办公室”。其实，这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的整个人大制度，包括人大代表联络站，本来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没有畅通的代表联络机制，不就是成心不让人民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吗?
(六)现代稳定是动态稳定，以疏为主
讲革命，我认为更多的还是要看客观情势。为了避免革命，应当不断进行体制改革来满足社会经济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还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
(七)决策者和执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
这个胸怀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定要超越任何阶层、团体、组织的利益，要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和全体人民利益的角度来推动改革。全部改革，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