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农民社会心理不仅直接影响和支配着农民自身的行为选择，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央决策层对农村改革政策的最终选择。中国最初的农村改革政策制定就是跟随在农民行为之后的，是农民的制度创新活动引导着国家政策，农民小心翼翼的反对国家政策的活动成为改革的基石①。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换，恰恰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具有的弹性与活力。本文聚焦农民群体，探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项惠农政策对农民社会心理的影响，着力培育积极良好的农民社会心理，使农民社会心理在不断回应和满足中逐步趋于理性积极，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民社会心理对农村改革政策选择的双重影响
当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起步，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改革道路。至1983年，在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生产队集体劳动，以包产到户为主发展为以包干到户为主，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在中央决策层还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农村改革之所以推动的如此迅速，应该说“中国改革的进展是与政策决策方式相联系的。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上下互动的决策过程，实现了农村体制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经济的迅速增长”②。在上下互动关系上，农民的社会心理渗透在农村改革政策制定和选择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的政策选择，主要表现在：第一，社情民意是决策者进行政策选择的信息资源。政策选择是一个由多方相关因素组成的过程，但其“最终取决于政治决策集团对各种政策信息的甄别和辨析”③。农民社会心理是以一种普通方式产生的社会信息反馈，全面、及时、准确地把握有关决策信息，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和诉求，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决定政策内容的重要因素。由于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从属于不同群体的农民对政策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与态度。因此，针对不同农民群体心理要求，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内容，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农民社会心理是调整或追踪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观察和透视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当制定的各项重大农村政策基本符合实际，农民会表现出或积极或高涨的满意情绪；而一旦政策决策失误，或损害了其实际利益，或扭曲了价值取向，农民就会表现出畏惧、焦虑和冷漠的态度。所以，决策层应根据农民所表现的不同心理来考虑做较大调整或实行追踪决策。
从农村改革过程看，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农民社会心理对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具有双重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农民饱受吃“大锅饭”之苦，农村一直就存在着要求单干和包产到户的自发倾向，一种要求摆脱贫困、寻求致富的强烈心理诉求成为农民心理主流。当安徽凤阳小岗村民包产到户的举措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决策层的方针是尊重农民的选择，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更是被派往农村进行调研，通过详细的论证，来支持中央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决策层综合分析了农民的心理诉求，结合农村已经出现的新事物、新经验，在农村政策选择上从放权、让利到包产到户，再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农业经营方针，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政策选择促进了农村社会变迁，农民观念的更新和分化。但同时，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心理上对“大锅饭”还留恋不舍，甚至对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采取观望态度，这是农民传统小农经济的积习、小农意识的狭隘和依赖心理的自然反映，也是担心农村政策有变的畏惧心理的反映。鉴于此种农民心理，中央又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和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工作等来指导和调节社会心理，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政策选择，是政策决策过程中指导和调节社会心理的重大范例。
目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增多，农民的社会心理表现也更为复杂。由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新思路，决策层应高度重视研究农民社会心理，深刻把握农民社会心理变迁趋向，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克服其社会心理障碍，提高农民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创造一个适宜政策执行的社会心理氛围，从而使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更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开放性，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