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疲软条件下潜在通胀风险的根本控制也取决于供给侧的调整
就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失衡双重风险并存中的另一重风险而言，看起来虽然实际表现出来的通胀压力并不大，甚至有通缩的风险，但潜在通胀压力较大，使得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表现出特别的谨慎，我国PPI已有40多个月为负值，CPI近年来始终在3%左右，有时甚至在2%以下，今年前三季度仅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通常CPI若低于2%，往往会要求宏观政策考虑治理通缩，但我国现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潜在的通胀压力高度关注，对治理可能的通缩较为慎重。
这种潜在的通胀压力之所以特殊，并不在于新常态下的通胀压力与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联系，不是来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是另有原因。从成本推动方面看，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要素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自然资源价格、环境成本、技术进步的成本等全面系统性地提升，以往依靠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通过大规模扩大要素投入量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必须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否则不可能消化日益上升的国民经济生产成本，消化不掉，则变为巨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现阶段的通胀压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成本推动（有测算接近50%），显然，这种要素成本结构的改变要求以创新推动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进而改变增长方式。这种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结构矛盾的化解，主要是供给侧的改革。
从需求拉上方面看，除2008年以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采取的扩张政策形成流通中较多M2存量外，就货币增量而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首要的原因在于外汇占款，即在定期结汇制下，因结汇央行增发的基础货币。而外汇占款倒逼基础货币增发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存在收大于支的严重失衡，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大。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的根源则源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与世界经济格局间的矛盾，这种产业结构及所规定的贸易结构的改变，主要也是供给侧的变革。
显然，新常态下经济双重风险中通胀潜在压力发生的根源，主要并不在需求侧，相反，在需求疲软的条件下存在的潜在通胀风险，主要是源于供给侧，无论是就成本推动还是就需求拉上而言，通胀压力的根本控制取决于供给侧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