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改革应瞄准“国企攻坚”
东北经济困境，不是依靠上多少基建项目或资金扶植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而其要害在国有企业改革。几年来，东北改革的“攻坚”之战打得十分艰苦，在一些方面改革处于“胶着”状态。要走出发展的困境，必须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啃国企改革硬骨头”。要突破其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掣肘，确立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而不是靠政策的优惠来获得竞争优势。
首先，要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根据笔者调查，迄今东北地区的国有经济布局颇不合理，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具体可按照“做优、祛劣、提升中间”的分类思路推进：所谓“做优”，就是把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所谓“祛劣”，就是祛除劣质的企业，妥善处理“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是东北经济的“毒瘤”，已经吞噬了并且继续吞噬着大量的宝贵资源，必须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予以切除；至于中间状态的企业，要提升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扭住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国企应集中于安全类、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类、命脉类和特定任务类等主要经营业务，其他非主营业务领域可向社会和民营资本开放。至于商业类即竞争较充分的领域，应明确提出“三可”：国资“可控、可参、可退出”，让出一定空间让民营资本进入。笔者在调查中得悉，东北和外地的民营企业家对待“混改”多有疑虑，唯恐出现“关门打狗”之事，堕入“混改”的陷阱。鉴于此，在这些竞争性领域，可以明确民营资本入股可以掌握控股权，以防止被国有企业“同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吸取经验教训，既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侵吞国资，又不能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要防止混合所有制“异化”，尤其要警惕一些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帽子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第三，推进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公司层面对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和经理层的管理作用重视不够，特别是企业家作用较弱。这个层面的改革严重滞后于资产运作层面的改革。随着引进战略投资者、多元化股权、员工持股等改革的实施，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突出出来，建立公司现代治理结构迫在眉睫。
第四，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鉴于国企改革的严重滞后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再“一般”按常理“出牌”，必须要有“不一般”非常之策、非常之举。因此，建议设立“东北国企改革先行试验区”，像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搞经济特区一样，在东北也“画一个圈”，让圈内的国企“杀出一条血路来”。
东北开放应有新的战略举措
新阶段，东北的对外开放面临新的情况，要有新的举措。
第一，积极推进“广义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周边几十个国家人民共同创造的；“丝绸之路”不只是指向西，而且也向东（笔者看到在长白山二道白河镇天福街上，就有唐朝时期“东方丝绸之路”的石头标记）；“一带一路”不只是经贸交流，而且包括人文交流。东北的朋友应该意识到“一带一路”跟整个东北亚的关系非常密切，要想办法把“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亚欧之路”，蒙古的“草原之路”等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衔接起来。在中国境内称“丝绸之路”，到外国那边，可“一路两名”，人家有人家国家的名，要尊重多元文明。
第二，通过“手臂延长方略”，推进大图们江地区的开发和开放。2015年8月5日，笔者曾到中朝边境，了解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的罗先经济贸易区的情况。通过共同合作共同管理，中国获得朝鲜罗先区若干码头50年的使用权。中国从中朝边境的圈河口岸到罗先区港口修建50公里公路，我称之为“手臂延长方略”：“公路相当于手臂，港口相当于巴掌”。通过“手臂延长”，使“近海而不沿海”的吉林通往日本海和太平洋。其他口岸也可采用“手臂延长方略”。
第三，发挥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装备制造业力量雄厚，是东北地区的一张“王牌”。7月份习近平同志到吉林调研，考察了两家装备制造企业。第一个是中车长客，第二个是长春一东离合器公司。随着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高铁、核电等装备成热门商品。东北地区应抓住这个历史难得的机遇，成为整个国家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
第四，建议设立“中国（东北某地）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加强对TPP的研究，TPP即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TPP协议将提出诸多挑战：（1）要求取消国企的超国民待遇；（2）要求政府“中立化”；（3）要求处理好劳资关系；（4）要求做好环境保护；（5）要求保护知识产权。中国已经创建4个自由贸易区，实际是对TPP进行超前的局部试验。考察中笔者发现，沈阳机床将全球总部设在上海，新松机器人公司也将研发总部设在上海。为什么东北优质企业将总部迁出东北？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是原因之一。建议国家在东北设立一家“中国（东北某地）自由贸易试验区”，以避免本土企业外迁到其他自贸区现象再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