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病”在哪里：体制、结构、发展方式“综合症”
自2003年10月“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恰值全球经济处于“大稳定”时期，国内经济也处于上升期，再加上政府加大对东北的投资（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年度投资额由2003年的4212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46096亿元），使得东北的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深层的内在矛盾被掩盖下来。
近年来，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原来的体制病、结构病“水落石出”，再叠加人口等多种问题，使得东北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尤其是钢铁、煤炭、石化、建材等几大行业下行压力较大，整个东北进入增长动力缺失期，经济面临巨大困难。
透过东北经济下行压力的表层现象，探讨其深层的问题，笔者以为，是根深蒂固的“体制病”“结构病”“发展方式病”三种“病”在作怪。
一是“体制病”：在“国”“民”关系上，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2013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规模以上国有企业资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64.69%、54.09%和45.8%。如果包括“央企”分布在东北的资产，则国有比重更高），而民营企业不发达；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权力存在明显的越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在企业内部，企业家的作用和职工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企业家市场氛围不浓。
体制病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经济体在具有足够弹性和韧性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东北，由于市场体制尚不完善，经济体资源配置的灵活度不足，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弱，“僵尸企业”无法顺利退出，阻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结构病”：服务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超高。
首先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一是消费需求减弱。从东北三省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的变化来看，1993-2013年20年，黑龙江省由3.66%下降到2.65%，吉林省由2.09%下降到1.83%，辽宁省由4.62%下降到3.73%。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总和）的比重，1993-2013年20年，黑龙江省由83%下降到62.49%，吉林省由83.68%下降到68.39%，辽宁省由80.02%下降到78.89%。二是服务业供给减弱。据调查，2013年，整个东北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46.1%）低8.5个百分点，而2010年同样比值为低6.3个百分点。可见，供给方有逐步减弱的趋势。此乃“结构病”之一。
“结构病”之二，由于历史原因，东北三省二产比重过高，二产中重工业超高，其增加值占工业比重70%以上，尤其是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原”字头比重过高，而新型工业发展滞后。这都属于结构调整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发展方式病”：拼资源、拼资金、拼人力、拼设备，增长方式粗放。东北“投资驱动型”经济特征明显，技术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东北高校众多，研发力量并不弱，但高科技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这很耐人寻味。原因在于创新动力不足。据了解，2013年，东北地区研究与试验（R&D）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7个百分点。尤其是在信息革命时代，虚拟经济发展不够，而一部分同志却认为“虚拟经济发展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