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法的微妙变化
首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上层政治思想路线的变化。经验表明，没有这种上层的变化，底层的制度创新无论多么合乎生产力的要求和群众的意愿，要被制度化为合法的生产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没有希望。关于70年代末的中国上层政治，杜老概述如下，“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第101页）。轻轻28个字，却代表中国翻过了沉重的一页。
但是，即便在新的思想政治路线下，要普遍承认农民家庭对公有土地的长期经营权，依然困难重重。杜老清楚地记载了这个变革的历程。其中，关于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断被修订的记实，为后人理解包产到户的合法化进程，提供了可供查考的证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明确“不许包产到户”（第100页）。
——1979年4月，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三县座谈会《纪要》，提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并指出其他地区搞了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第106页）。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第111页）。[10]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专门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意见分歧很大，多次修改后的文件指出，现行体制“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第119页）。
——1981年冬起草、1982年下发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在全国包产到户实践突破了按发达、边远落后地区划线的政策限制之后，明确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责任制“长期不变”（第135页）。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1号文件，一再肯定包产到户政策长期不变，并审时度势地把体制改革推向农村的各个方面。
从“不许”、“不要”、“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这些词汇的转变意味着包产到户合法化程度的提高。不应奇怪，政策文件关键词汇的选择对产权界定及其合法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产权界定当然最后落实到行为，但总是先诉诸语言和词汇。在法治国家，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也要精心选择法律词汇，而关键词的变化常常体现了产权制度的变化。80年代中国法制尚不健全，执政党的政策文件就不能不发挥更大的作用。抽象到某个层次看问题，以关键词汇界定产权以及经由关键词汇的改变来变更产权是共通的。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政策文件的关键词汇发生了改变？杜老在自述中讲到三个层次。（一）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增加净收益的潜力；（二）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愿意提供制度实验的地方合法化承认和保护；（三）中央决策层的思想政治路线发生重大改变。这里少了任何一个层次，包产到户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就不可想象。从历史经验看，前两个层次的条件在60年代就已经出现，到70－80年代更得规模更加广大和成熟。[11]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决策层的变化，80年代初包产到户无论规模多么空前，顶多不过又是一次潮起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