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观革命破解了唯心主义哲学所标榜的观念的先在性和永恒性,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下”。这一变革使得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揭示“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据及其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继而,通过对人类现实生活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关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交往是人类产生以来就已有的活动。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交往是与生产和分工同时产生的人类活动,包括各个人、各个群体、各个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在历史观层面,是生产决定交往,而不是交往决定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的活动。但在生产的现实活动层面,生产又依赖于交往。因为只有在交往中,在相互关系中人们的生产才能进行。因此,交往比生产更广泛,生产比交往更根本。事实上,交往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不等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交往形式也不等于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时使用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概念。他说:“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4)在马克思看来,“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5)“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6)就是说,市民社会是在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社会组织,是与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直接相关,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就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一个时代的跨越国界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市民社会的内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这就是说,当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交往形式’时,与生产力发生矛盾运动并推动历史发展的交往形式仅限于以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表征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交往本身内涵丰富,不仅限于市民社会,也不仅限于物质交往,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关系是市民社会中的交往形式,是与生产、分工、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交往形式。”(17)就是说,生产关系侧重强调的是特定社会阶段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切物质关系,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着重指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压迫的关系;交往形式更侧重揭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正是源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变革推动着历史向更广和更深的方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的进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一矛盾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在历史观层面颠倒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为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三)破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随着哲学变革逻辑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如何对自身所处其中的现有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哲学批判,就成为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项根本任务。这也促使马克思由对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8)正是通过这一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
对于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问题,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付出了许多努力,但终究囿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破解。黑格尔及其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们,更多地是将这个问题本身思辨化和抽象化了。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根本无法超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逻辑,对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程度不一的颠倒映现。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神圣家族”,尽管采用了“神学的批判”方式,但终究只能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19)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哲学家们不但根本不了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反而对之进行了先验的遮蔽和颠倒。“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的尊崇”,现实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竟然成了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的“圣物”。(20)他们不但对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本末倒置的映现,而且将由此抽象到的范畴和观念体系视为理解资本矛盾的根据和原则。工人的劳动被其曲解为仅仅满足自身需要的“单一的东西”、“平凡的工作”;工人所遭受的资本的奴役则被其归结为纯粹的思想问题。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创造财富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使命也被遮蔽和歪曲了。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只能是一门经验科学,因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21)这就悬置了资本的历史起源并将资本统治和资本私有制默认为既定的现成存在,因而也就无法揭示其存在的暂时性和历史性。正是这一根本性维度的缺失,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本质上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22)并只能是滞留在和停留在资本现象的“生理学”。基于上述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切入口的资本批判,马克思对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及未来作出了客观的分析,进而为客观认识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作了理论的铺垫。
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解剖,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内在规定,根本上又是劳动与资本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不但发现了矛盾的根源是资本主导的私有制,而且指出了破解问题的方向。“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23)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异化问题及其私有制起源问题必须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马克思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形态。这就为认识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基于这一变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都为其经济全球化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促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全球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24)由此,马克思立足于面向现实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开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的经济全球化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
面向现实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由此,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虽然马克思也多次在一般历史学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例如,多次使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历史上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等指称,但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并非一般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经验理论,它实则是立足于历史发展,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运行规律进行揭示的历史科学。质言之,就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不同于维柯以诗性智慧和天意意图为标识的历史哲学,也不同于康德关于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自然意图和内在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判定,更超越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和理性的狡计为内核的唯心主义世界史观。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考察的科学。它既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实证又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彻底追溯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源、基础和内在生成机制,不但科学地解答了事实上一直制约着人们对于世界历史进行科学认识的“迷”和“惑”,也科学地洞察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走向。
(一)世界历史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的结果
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阶段都具有历史性,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世界历史的形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
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或哲学的一个范畴,“世界历史”并非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事实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历史已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即人类历史由狭隘走向相互交往,由封闭走向逐步开放。维柯、康德以及黑格尔等思想家已经觉察到了人类历史这一整体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也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考察它,然而囿于旧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唯心史观,他们并未能够实现对于世界历史的科学考察和正确把握。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内在转换绝非囿于绝对范畴的抽象空间之中的目的论设定,而是具有现实基础、内在动力以及特定运行机制的真实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更具备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此,他强调,世界历史与现实历史并非是某一绝对范畴的理论表征与实现环节,而是历史自身运动的现实发展过程,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从生产、交往的发展变化中论述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狭隘的交往发展成为普遍交往或称世界交往的过程,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相一致,交往活动、交往关系也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人们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25)这就是说,最初的交往是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家庭交往,是家庭成员之间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而进行的基本交流和协作。由于生活的需要,交往就突破家庭的原初状态,当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扩大了原来的交往范围,交往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总体说来,交往活动仍处于狭隘的地域间和民族间的联系。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发展,人们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必然由狭隘走向普遍。交往的第二大形态就是“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的形成,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6)此时的交往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质,它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交往,交往变为一种以货币为中介的私人占有物的交换,变为一种以物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目的的经济行为。“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27)就是说,这里说的普遍交往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交往,因而是“受制约的交往”。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指私有制及其相适应的交往状态。由此,这一阶段的交往关系是一种异化的交往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8)这些“条件制约的交往”必然被“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所打破。这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相一致的。“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29)“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种交往是“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30)
可见,交往、交往关系由最初的“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而发展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普遍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跨民族、跨区域发展成了普遍交往的特征。由此,马克思从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事实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变化,即“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