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阐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解答了党与法治建设的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不能离开这条基本经验搞“党大还是法大”的抽象的无谓争论。
以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地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万众瞩目的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直面新考验新危险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建党学说博大精深，但说一千道一万，核心就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要、掌握政权后尤其要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十五、十六、十七届党中央，一再重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1983年到2009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央专门召开六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精神实质归根到底也在于要从各个方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为了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其中不乏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其一，在“从严治党”前面冠以“全面”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新。这一提法最先见于2014年12月习近平考察江苏时的讲话。历史证明，许多大事实际上早已在实践探索了，但往往要经历很长过程才能概括出一个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比如从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开始就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直到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才正式概括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二十六年。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但直到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才正式概括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整整八十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中实际上已蕴含了全方位从严治党的精神，但直到2014年才由习近平正式概括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其间也经历了三十一年。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再创造。
其二，深入阐述了方向、道路、理想、信念、宗旨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最根本问题上廓清迷雾。习近平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是党的生命，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之“钙”，缺乏这种“钙”就会得“软骨病”。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重要论断，而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具有革命理想的客观标准，是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话看来似乎属于常理，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淡化了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来自“左”和右的种种歪曲，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严重滑坡的今天，却具有正本清源、认祖归宗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