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讨论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试图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文章引述早期共和主义学派和晚近制度主义学派以及发展政治学者的研究，说明国家兴衰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文章梳理了有关制度性质、功能及评价标准的学术讨论，依照结构分析的方法，提出基础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分析框架，进而阐明制度建设的任务在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核心在于构建现代官民关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设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具体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决定》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希望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并设想通过15大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应该与什么样的制度条件相匹配？
一、国家兴衰与制度供给
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发达，而有的国家不断衰落？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发展速度？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会有快有慢？上述问题一直是国家研究的核心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依据各自学科的知识体系，做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一种宏观的分析框架——— “技术创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管理方式变革”被许多学科和学者所认可。这种宏观的解释框架说明，技术创新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变革。基于这种框架，一个国家的兴盛，意味着技术创新领先并形成与新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容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相反，一个国家的衰落，意味着该国因资源禀赋限制，或因制度障碍约束而丧失技术创新机会。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国家兴衰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供给的契合性。
制度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国经济兴衰的制度分析视角。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Thomas）努力提供一种更加具体的解释模型，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产业革命原因的思考路径，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Western World）一书中提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制度的作用最为突出。在他们看来，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是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来自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即，在制度安排上能够提供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 “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的机制安排（如产权制度），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制度供给对于经济兴衰的作用在道格拉斯·诺思的另一部著作中再次得到了确认。诺思指出，“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2］另一位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凭借“集体行动的逻辑”，从理论上说明了分利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间接地回答了制度供给对于国家兴衰的意义。他从分利集团多少、分利集团涉及范围的广泛程度等方面解释了二战之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同时，他对国家经济衰退的原因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是国家衰落的根源。他的研究间接地给出了如下结论：能否有效限制分利集团的行为和影响，是一国经济兴衰的关键；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制度上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3］
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国家兴衰更是受到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政治学家经常把大国崛起、王朝更替、政权变更或政治稳定性等问题与政治制度或制度化联系起来。在那些比较经典的研究中，早期的成果要算罗马史学家波里比阿（也有翻译为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8—公元前118年）对罗马帝国崛起所做的解释，把罗马帝国的兴起归功于罗马的混合体制，即共和制［4］；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认为政治制度的优劣和居民风俗的善恶是帝国（古罗马）兴起和衰亡的决定性因素［5］；晚近的研究成果包括民主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前者把民主制度视为结束王朝更替周期律的唯一出路，后者把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定看作是政治制度化的结果。这些研究所给出的综合结论是，国家兴衰与国家治理能力密切相关，而国家治理能力实则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