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Levistky和Way很早就指出，不能把“国家失败”的账都算到民主化头上——在诸多“失败国家”，专制的倒台从来就没有真正带来过民主进程，而“国家失败”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政体之下。我们常常轻易把“专制”与“强国家能力”等同，但其实正如各行各业都是一小批精英从一大堆庸众中脱颖而出一样，真正强有力的独裁者在独裁者界也是凤毛麟角。
但是，从历史上当独裁者中的“楚翘”真的出现时，专制在维护稳定方面——至少短期内——也不是没有“优越性”。一条街上的“大流氓”厉害到一定程度时，“小流氓”往往落荒而逃。战争依赖于不确定性，但力量悬殊到战争结果已经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时，与其奋起反抗，不如“入股分红”。国际关系所谓的“霸权稳定论”放在国内政治中，也是一个道理。
民主化一开始，需为“多数原则”划一个半径
但根本上而言，民主化之所以可能加剧冲突，原因在于民主内置的“多数原则”——“多数”对这一原则的滥用，以及“少数”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如果一个“少数”群体在威权时代还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话，“多数原则”就意味着前统治集团被扫地出门。扫地出门之后，其人口劣势很可能决定了其“永久性”少数地位，那可真是“一只靴子踩在脸上，永远地”。1991年克罗地亚和波黑地区的塞尔维亚人、1993年的布隆迪图西族、2003年后伊拉克的逊尼族都正好面临这样的处境——曾经的统治精英一落千丈，失去政治地位，失去资源优势，甚至生存受到威胁。于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同归于尽。
但是，民主转型造成新的赢家和输家，因此大规模流血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似乎也未必。南非的转型与布隆迪类似——占人口少数的统治者族群(白人)向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者族群(黑人)交出权力，并且清楚知道，根据“多数原则”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他们这一走将一去不返。但是，尽管南非转型后问题很多，却没有发生大规模屠杀。某种程度上，清末满族统治者交出权力时，面临的是同一处境，也没有出现种族清洗。印尼在民主化之前，与东帝汶的冲突导致18万人在战乱中死亡，转型过程中分手，虽然“领土主权完整”不再，但是至少苏哈托时代的血腥杀戮也不再。前苏联的大部分共和国、前捷克斯洛伐克也都属于“和平分手”。保加利亚对本国土耳其少数族裔的系统性迫害与驱逐，是在民主转型后才得以逆转。
何以在某些国家，民主化的过程并没有造成族群清洗、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显著缓解了族群冲突?不妨这样总结：既然民主意味着“多数统治”，那么，如果新的统治者能够对“少数”的权利与安全做出可信承诺，或许从船上到岸上的这一跃能够平稳着陆。
承诺何以可信?卡里斯马又温和节制的领袖总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天福佑——世界上有几个曼德拉、甘地或者华盛顿?
国际舆论与军事压力的聚焦，同样可能帮助“镇住”局势。但根本而言，是民主化从一开始，就需要为自己划一个半径，建设独立于民主机制之外的权利和安全保障体系——法院独立审判权、中立的媒体、结社的自由、活跃的私营经济、宪法中的权利法案——这些机制未必是反民主的，但却非民主的。只有当受到威胁的“少数派”感到即使是在一个“多数原则”的游戏规则中，自己也有“讲理”的地方，他们才不会将民主化视为一种威胁。而如果民主制度的设计本身能够一定程度上向“少数”倾斜——两院制、不对称的联邦制、选区划分的倾斜、选举制度的设计、议会内阁乃至官僚机构一定比例的配额制，则“少数派”不但不会再将民主制度视为“威胁”，甚至可能将其视为机会与希望。
有一点极少存在争议——民主转型的过程或许险象环生，但是成熟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稳定。即使是曼或者Snyder，在其书中也完全认可这一点。所以问题是，如何从摇摇晃晃的船上纵身跃至岸上?历史积怨不可改写，人口结构无法一夜之间重塑，温和而有力的领导人不可多得，国际乃至地区局势难以掌控，稍有机动性的领域就是制度设计与转型顺序。以民主转型来约束权力的独断专行，但同时也为“多数原则”划定一个半径，在民主可能着火的地方预先布好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等“消防栓”，或许是缓冲其潜在危险的必要思路。这听上去似乎反讽——只有当民主不那么民主时，它才不那么危险。但万事万物，有多少不是从其极端中拯救自身?资本主义如此，宗教如此，甚至爱亦如此，这一点上，民主只是不例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