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之前奏常因权力解除有效制衡
那么，专制或民主，与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冲突过程是否存在联系?是否一种现代化路径比另一种路径更可能加剧族群暴力?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原因不仅在于经验现实本身的多样性，而且在于在“冤冤相报”的历史逻辑中，研究者难以分离专制的后果与民主的后果——一个杯子摔碎了，到底怪那个撞到它的人、还是怪那个一开始就没放好它的人?布隆迪1993年第一次大选后，发生了种族大屠杀，但是此前的专制时代，有过规模更大的种族屠杀，账到底从哪里算起?
这也是为什么相关的实证研究很难得出一锤定音的结论。从逻辑上讲，专制常常恶化种族屠杀与清洗，原因在于缺乏制衡。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一般总会将社会的多元性投射成政治的多元性，而多元性构成制衡。如果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包像1968年的白宫那样，前面站着成千上万的反战游行示威者，多半蒙古军横扫欧亚时的各种屠城也难以发生。理论上，当然可能全民嗜血，但是如果没有精英操控的环节和信息屏蔽的环境，全民“失心疯”的状态似乎极少出现。而精英操控加上信息屏蔽，就意味着专制本身。所以，哪怕希特勒经由民主选举上台，他也需要在取消国会与选举、实行言禁党禁、摧毁公民社会之后才可能完成如此血腥的种族屠杀。
从史实上而言，二战结束以来最血腥的内战，也往往的确发生在专制体制之下：从柬埔寨的屠杀到苏丹达尔富尔的屠杀，从安哥拉内战到乌干达阿明政权的暴政，血腥悲剧之前奏，往往是权力解除任何有效的制衡。Steven Pinker观察到二战以来全球暴力冲突规模显著减少，这与同时期全球民主政体的爆炸式发展亦步亦趋，或许并非巧合偶然而已。
即使观察曼在书中举到的例子，我们也会发现，从纳粹德国到卢旺达，从亚美尼亚到前苏联，不管激进民众在仇恨的煽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恐怖的政治暴力往往由“国家”组织完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族群或阶级冲突，这种冲突常常引发暴力骚乱，但是只有政府的有组织参与才会使这种暴力骚乱升级到屠杀式清洗的程度。这未必是因为政府比社会“更恶”，而是在施恶的过程中政府比社会“更能”。这一点曼在分析为什么印度没有出现屠杀式清洗时也曾指出：族群暴力骚乱在印度此起彼伏，但是为什么没有酿成卢旺达式的屠杀?答案在于，哪怕是“拉偏架”，政府最后总是以调解者而不是屠杀组织者的身份出现。
民主和专制推动冲突的机制不同
但是，民主化就能保证和平与稳定?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固然，民主为国家建构挑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选举乃至公决、权力的定期更替以及议席的成比例分享，民主制度缓解“权力排他性垄断”带来的恐慌——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重大的历史积怨、两极化的人口结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出现、国际乃至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都可能使民主转型成为一个冲突加剧而不是终结的契机。历史积怨和人口结构是暗礁，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和国际局势的动荡则往往是将船拍向礁石的浪潮。《民主的阴暗面》大部分内容，实际上就是在阐述当民主转型与上述条件相叠加——而不是仅仅民主转型本身发生时，种族清洗的配方如何调制完成。
或许，与其说民主一定能带来和平，不如说民主和专制推动冲突的机制不同。Snyder和Mansfield在《从选举到暴力》中试图论述，选举必然引发政治动员，而族群动员是政治动员最便捷的方式，这就是民主转型引发冲突的机制。比如，前南斯拉夫地区在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族群冲突，但是红色意识形态坍塌之后，无论是米洛舍维奇还是图季曼，都发现最顺手的动员话语就是民族主义。利比亚在卡扎菲时期也并没有大规模的族群流血冲突，是铁腕人物倒台带来的权力真空，令“各路豪杰”开始沿着族群宗教派系招兵买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