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体制吸纳社会与制度创新
在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普遍干不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干部不仅在压制钉子户时会得罪村民，而且村干部试图借体制身份来谋取利益行为本身就会引起村民的不满，而若村干部打村集体利益的小算盘，问题就会变得益发严重。
以土地征收为例，如果在土地征收中，村集体有收益，则村民往往会怀疑村干部从村集体收益中搞鬼，从而很容易引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甚至冲突。周口市郊农村不仅将所有农民承包土地的征地款直接派发到农户，村集体一分不留（按规定土地补偿应由集体留下），而且公地的征地款也全部分到农户，这样一来，村集体就不能从征地中获取任何利益，村组干部根本就摸不到钱，从而防止村干部因为摸钱而产生的贪污腐败行为，也就可以避免因此而带来的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这种办法虽然消极，但在当前村干部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和压制钉子户的背景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维持土地征收秩序的应对之策。此可谓制度创新。
村干部要想在压制钉子户和维持基本秩序方面有能力，还需要充分注意到对社会力量的利用与吸纳。在周口市郊主要表现为发挥村民组中门子的作用。
在华北农村，村庄内普遍存在以红白事办理为主要功能的自己人认同单位，一般以五服内的血缘关系为主，20户左右，对内称门子、门份或户族。建国前，“门子”是村庄首事会制度的基础，首事会即由村庄内各门代表人物组成，对内具有权威，对外可以代表本门[5]。周口市郊农村也有“门子”这一结构，尤其是在村民组内，一般一个村民组会有3—5个“门子”，村民组重大事务要由“门子”代表协商决定，所谓“组长不作主，门门得有人”，即当村民组要就全组事务作出决定时，一定要邀请各门子的代表来参加，若有一个“门子”没有代表参加会议，这个“门子”的农户就会拒绝执行会议决定，他们常用的口头禅是：“我们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呢！”而一旦各门代表聚在一起开会作出决定，各门人都有执行决定的义务，若出现钉子户，则应由本门参加会议的代表上门作说明工作，除特殊情况，这样的说明工作都可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周口市郊区征地时充分利用了“门子”的力量，具体地，当上级要求征地时，村干部与村民组长一起协商，由组长回到本组召集各门代表开会。目前李楼村乃至整个周口市郊农村的村民代表，并非按《村组法》选举产生的三年一任的正式村民代表，而是1998年执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各村民组内每个“门子”推选出来协商分地时的代表。因为土地承包涉及每个农户的利益，牵涉面广，矛盾复杂，组长加上各门代表组成的土地承包领导小组，既可以代表和照顾各方面利益，又便于协商解决问题。此后，村庄没有再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涉及村民组大事，便依1998年推选的代表来协商。若1998年推选代表外出，或生病，无法参加会议，则可以从其所在“门子”另外请一个有一定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人参加。
只要能将代表请到一起，组长总有办法将征地要求讲清楚，并可以形成同意征地的决定，因为村干部安排的组长一般都是当地有一定权威、能说会道、敢作敢为人士，组长代表会虽然不作主，但只要门门有人参加，又没有人反对，征地决策也就可以执行了。当然，村民也有反抗的办法，那就是软拖，比如，明知道是要开关于征地的会，村民代表借口不参加，之后本门子的人就会在上级征地时不合作，比如拒绝领取上级发下来的征地款。这种软拖往往也是门子对组长不满的表示，若次次如此，这个组长也就当不下去了。
村干部通过选拔得力村民组长，再通过“门子”来控制村民，这种办法是体制对社会的一种吸纳。在利益密集型地区，因为有大量硬的工作任务如征地等，村民组长必须有硬的工作作风，主要是敢作敢为，讲义气，甚至为了工作不怕得罪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取消农业税后和开始大规模征地前，周口市郊的村民组长大都只起到村民组内的联络人作用，甚至主要只是协助村民办理红白事，这个时候的村民组长大都是群众基础好、人缘好、热心公益的老好人。一旦要涉及到征地等硬任务，之前的老好人组长也就无法再干下去，强势作风且往往是依托自己大“门子”多兄弟家族出来的人当组长，成为村干部挑选组长的主要标准。也就是说，随着征地拆迁过程的发生，村民组长一级也实现了精英的替代。尤其有趣的是，村干部在挑选适合新的工作形势的新组长时，往往是从同“门子”甚至同兄弟中挑选，从这些兄弟中最为江湖、最讲义气、又敢作敢为者中挑选。一旦选出，则村干部有的是时间来打磨收买这个讲义气的新任组长，新任组长很快就成了村干部的好兄弟、铁哥们，这样一来，新的具有强硬作风的组长产生出来，不仅可以抑制钉子户的出现，而且这个新组长原本是最可能成为钉子户的，却因为有了体制性的身份，而在短期内转化为体制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