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英替代与治理危机
既然，由精英主导的乡村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对付钉子户，那么精英替代与钉子户转变就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在描述精英替代之前，先粗略描述基层治理精英与钉子户互动的过程，再讲述为了对付利益密集中的钉子户，应运而生的治理精英的特点。
取消农业税前，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所谓“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在农民对政策有抵触的情况下，乡村干部是可以对拒绝交纳税费钉子户和拒绝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农户采取强制措施的，极端的如牵牛、搬电视机，甚至拆房子。当然，即使在农民负担最重，干群关系最为紧张的1990年代，牵牛、扒房子一类强制措施也只是很少地区的实践，且这些实践大都是由乡镇政府组织实施的，村干部至少在表面上不会介入，不然，村干部将难以与本村村民面对面生活。在一些干群关系特别紧张的农村，之前在村民中享有威望的忠厚老好人是无法再当得成村干部了，而一些边缘人群，尤其是兄弟多、家族大的“狠人”替代之前的好人村干部，这些“狠人”村干部借向农民收取税费之机来谋取个人利益，乡镇政府为了保证税费收取任务的完成，也默许“狠人”村干部从中捞取好处，由此形成取消农业税前乡村治理中的“乡村利益共同体”[3]。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不再需要也不被允许向农民收取税费，干群关系大为缓解，之前因为收取税费难题而被迫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的好人村干部重新回到村干部位置上来，而之前借收取税费来谋利的“狠人”因失去获利空间，也不再愿意留在村干部位置上空耗着。取消农业税，不只是税取消了，而且用于建设村庄公共事业的“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也取消了，而代之以“一事一议”制度。“一事一议”与共同生产费在筹集村庄公共事业费用上的最大不同是，共同生产费往往是搭在农业税中一并收取，从而带有强制性，“一事一议”则依据村民受益情况自愿承担费用，一旦有人认为自己不从公共事业中受益从而不愿承担费用，这样的农户就成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中的钉子户，进而会带动更多农民不承担费用，“一事一议”就无法实施，村庄公共事业因此面临比取消农业税前更大的筹资筹劳难题。因为无法解决筹资筹劳难题，村庄公共事业进一步衰败，农民不得不忍受生产和生活中更多的不便。
取消农业税前，征收农业税费是乡镇政府必须完成，完不成就会被“一票否决”，乡镇政府因此必须对付钉子户。取消农业税后，不愿承担“一事一议”费用的钉子户所影响的只是村庄公共事业，而村庄公共事业建设好坏几乎与乡镇政府无关。乡镇对这样的钉子户不关心、不了解，也绝对不愿去碰他们。
这样，在取消农业税后，在村庄公共事务方面，因为无人愿碰钉子户，而在村庄中形成了低水平的均衡，即村庄公共事务筹资筹劳极其困难，虽然所有村民都感受到了生产、生活不便，却没有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好人，往往也是不做事的人又回到村干部位置上来，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油水”关系，越来越没有实在关系[4]。
而在利益密集型地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益接触面的加深加厚，影响乡村基本秩序且乡镇及以上政府必须面对的各类钉子户大量产生，并要求村干部再次介入到解决钉子户所“问题化”的各种问矛盾之中。在利益密集型地区产生的钉子户与上面两类钉子户都有了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数量多，二是利益大，三是所牵涉关系复杂。如此特点的与巨额利益关系密切的钉子户的出现，就必然需要有更加强有力的村干部来应对，老好人村干部是必然要退场的，即使敢于讲狠的人也无法适应这一复杂位置的要求。只有那些既敢于斗狠，又富有谋略，最好还有一定背景的人来当村干部，才可能有效地应对大量钉子户，从而使乡村治理得以进行下去。
利益密集型地区因为有着密集的利益，不仅钉子户众多，而且利益密集也给村干部以巨大的获利可能。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和乡村秩序的角度，乡镇及以上的政府必然期待有可以压制钉子户和解决钉子户所提出问题的村干部产生。从村干部角度来看，既有能力又有背景还敢于得罪村民的村庄精英为什么要出任村干部？其动力当然是利益，是他们在村干部位置上可以获取利益的机会。
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有两个获取利益的渠道，第一个渠道是从丰厚的村集体资源中谋取好处，化公为私，将集体利益占归己有。尤其是巨大的土地资源使村干部有可能上下其手，从中谋利的机会。村干部化公为私，会引起村庄治理的巨大危机，利益密集型地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难题是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周口市城郊农民要求征地时，政府将所有征地款都直接打到农户存折上，甚至集体土地被征收的补偿也按人均分到农户，集体不留一分钱。“村组干部不摸钱”，使得村组干部难以化公为私；第二个渠道是从村干部这个体制性的位置上获取体制外的好处，比如因为是村支书，就有更广泛的接触面及更多的权威资源，从而可以在辖区内承接更多小型工程，安排更多轻松活路。一个精明强干的村支书可以利用这个体制性位置在密集的利益空间中俘获大量利益，这些利益并没有损害村集体的利益，也没有侵占村民的利益。能力差的人担任村支书，就会因能力不足而无法俘获足够利益。
也就是说，在利益密集型地区，占有体制内位置的村庄精英因为能力不同，从体制外俘获利益的能力大为不同。只有那些有强大利益俘获能力的人才最适合占据村庄体制内的位置，且只有他们才容易坐稳这个位置。
具有强大利益俘获能力对于利益密集型地区村干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当他们可以俘获住大量经济利益，他们才可能坐稳村干部的位置。从乡镇及以上政府来讲，他们对村干部的最大期待是可以压制钉子户，可以有效解决钉子户的问题，而不让钉子户的问题累集起来，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压制钉子户本身，不仅需要村干部本人有权威，而且需要村干部敢于得罪钉子户。无论是压服还是得罪钉子户，都意味着村干部在村庄中权威的受损，至少是让钉子户不满。因此，他必须从别处找到支持力量。
村干部获取村民支持的途径也很多。利益密集型地区的利益引发各方争夺，其中村干部本人与社会势力有联系，甚至本人就是重要的社会势力，他就有可能将小混混拒之村外，保护村庄利益，并且尤其是他可以防止钉子户与小混混联手制造事端。因为具有从体制外俘获利益的能力，他就有能力收买村庄精英，尤其是收买村民组长。他还可以通过转移获利机会，让村民组长甘心为自己服务，同时让在村庄中有办事能力且不怕得罪人的“狠人”担任组长一职；他为村民办实事，帮村民跑外面的关系；凡是村民办红白事，他都热情参与；他很豪爽，自己花钱为村民摆平一些事情。他甚至利用自己与社会势力的联系为村民解决他们完全不熟悉领域的事务。他因此获得了大量村民的支持，他具有一呼百应的能力，他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
也就是说，这种村干部，不占村集体的任何利益，勤勤恳恳为村民办实事和办私事，给村庄精英尤其是村民组长以实利，积极参与村庄人情往来，等等。同时他又利用体制身份从利益密集空间中俘获大量利益，他有实力为村民办事。这样的人就成为村庄中有权威有民意的人，成为一般村民都要给他面子的人。在他面前，即使是比较硬的钉子户也无法硬起来，因为他背后还有社会势力的支持。
这种村干部正是地方政府最为喜爱的村干部，是专门为利益密集型地区量身定做的村干部。
但一般来说，这种既有社会势力背景，又善于处理与村民的关系，不贪占集体本身利益，有经营能力从而能够从村集体之外俘获利益的村干部，是少之又少。没有社会势力背景，一个硬“钉子”就可以将他顶下去；而没有利益俘获能力，他即使想收买村民和村庄精英也不可能；若他是靠贪占集体利益，挤占村民利益，他当然很快就会被村民所抛弃。正是社会势力背景、利益俘获能力和愿意“低调”处理与村民和村庄精英的关系，而使这类村干部变得不可或缺。缺乏这三种能力，村干部就很难在位置上呆久。这也是我们在周口市城郊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村村干部尤其是书记主任都很难长期任职，及村班子普遍不健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