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本与文化：不同的价值旨归
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文化为纲领不断地发展。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8]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张，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异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人们对文化返璞归真的要求日益强烈，文化的地位日益凸显，因为只有真正的文化才或多或少给人以反思生命的可能，并有可能使资本在理性的道路上前进。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资本和文化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但必须承认，资本与文化在本质上截然不同。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对资本的批判，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必须归结为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一样。所以，马克思的批判是以资本批判为主要维度或轴心原则展开的，“异化劳动”这个“核心立足点”只不过是资本批判的逻辑起点或“支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在广阔的视域中进行的，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资本论》充分展示了这种广阔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概括起来，这体现为层层递进的三个环节或三个层面：资本本质，资本特性，资本逻辑。首先，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解为自然物质实体的观点，马克思就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878具体地说，就是资本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或压迫关系。“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至于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9]269。就是说，资本家是资本活动的主体，是一个有意识、有意志的资本运动的代表。资本家以资本的名义组织生产，以资本的力量统治社会，不仅具有致富欲，还有强烈的统治欲，因此，“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4]393。其次，资本之所以是一种“社会关系”，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人的劳动力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资本的本性就是无止境地追求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资本以异化劳动(抽象劳动)为手段，以价值增值为目的。“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9]269。再次，资本“是一种运动”，或者说，“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10]。只有在运动中，资本才能实现价值增值。这就体现了一种奇特的生产方式：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对使用价值进行消费，而资本却把使用价值封闭在交换价值当中，并以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为目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被颠倒了。而且，这种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历史规律。这就是资本逻辑。米歇尔·博德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11]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灵魂或核心驱动力，资本逻辑是资本本性的具体展开。
以资本为基础形成的资本逻辑，一方面，不断地加强资本的权力，使资本成为这个世界的“绝对理念”、神圣的“以太”和真正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使社会财富这个“物”不断地占据人的心灵的领地，成为“世俗的上帝”。尽管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这个“物”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及其可交换性。可以说，资本的统治力及其秘密缘于这个“物”，又以这个“物”为表征。权力加财富，或权力与财富的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成为霸权——资本逻辑成为实质上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的逻辑，即资本逻辑成为现实生活的主宰。
在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顽强地生长着另一个重要生命特征——文化的救赎。
文化以物或物化的符号为载体，以人心的滋养与塑造为旨归。人们常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这里的“文”，既是指具体的文化符号或文化形式，也指文化。而文化的直接指向是人，核心是人心。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现代人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悬于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不自知[12]。也就是说，“离家”是现代人面临的最大困境。解决这个危机的途径不是别的，而是“归家”。在我们看来，所谓“诗意的生存根基”，实际上是一个意义世界，是超拔于世俗之上的精神领域，而“归家”也只能是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就是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理想安放在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在这一世界之中，人的自由获得一种想象或者象征的解决，它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却是我们生存的一个真实的维度”[13]。只有在意义世界之中，马克思所推崇的人的自由解放才成为可能。那么，现代人如何才能抵达这个世界呢?毫无疑问，商品、资本、货币等物的因素与这个世界无涉，科学技术也不是通达这个世界的坦途，只有文化(当然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或先进文化)才是引领人们回到自己精神家园的“诺亚方舟”。可以说，根植于人的变革现实世界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文化才是使人从拜物教中摆脱出来的必要手段。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文化，才能实现人类自我的救赎。
从上述可知，资本和文化两者具有异质性，分别趋向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意义世界。贪得无厌是资本的根本特点，它根植于世俗生活之中，追求的是剩余价值与世俗权力。“资本是一种现实性逻辑，资本所追求的就是现世的产品与现世的权力，资本与超越指向的理想、价值、意义无关，资本也就是世俗的生活与世俗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础条件，却不是人类发展、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能要求资本为人类生活提供目标、价值和意义，不能希望单纯发展资本逻辑来实现社会平等、政治公正、意义充实”[14]。而为人类提供目标、价值和意义正是文化的使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任何文化都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都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都要受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文化结构的制约。因此，文化应立足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具有超越性。文化以自由为魂，以超越性为翅膀，通过一系列象征体现出一种自由精神，实现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展示出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化的一般特征，也是文化区别于资本的根本之所在。贝尔认为：“文化想要富有意义，就必须超越现实，因为它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反复回应，而这些答案通过一系列象征，对存在之意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内在一致的解答。”[2]序言6“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特别是那些‘不可思议事件’来理解世界的努力。不可思议事件就是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在他一生中某些时刻都必须面对的源自生存困境的悲剧与死亡。”[2]序言11当然，贝尔所讲的文化是指文学、艺术等。其实，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看来，全部文化都具有超越性[15]。
这样，资本与文化的相互反制就理所当然。资本表现为占有：占有劳动资料，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占有劳动产品，占有剩余价值。占有是现世的，它紧紧地抓住眼前一切获利的机会。资本的这种占有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手段，在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它提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只有消费和享乐才能使资本永远处于亢奋之中。尽管资本所创造的世界给人的自由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人的自由和发展永远不是资本的出发点和目标。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资本是排斥文化的——排斥文化所拥有的高洁的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任务则是要把人从物的统治或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唤起人的崇高精神生活，不做物的奴隶，而做自己的主人。文化不反对资本发展，但它反对资本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反对人格的物化和物化的人格。在意义世界，人是目的，而资本只是手段或工具，是服务于人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
如此可见，文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资本创新，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资本逻辑的一种消解因素。进一步说，资本是通过文化工业来实现对人的宰制。通过控制文化来控制人，这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彻底的，因为按照卡西尔的理解，人是文化的动物，控制了文化，就等于控制了人的灵魂。这种控制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文化的物化。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文化产品是人们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具有和商品一样的属性。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容已被商品所充塞，高洁的精神被低俗的奴性所取代，文化的超越性让位于商品的世俗性。二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在文化商品化的条件下，体现人的意义和价值的本真文化质变为压制人、奴役人的文化工业，意义世界在资本的魔掌中只能向隅而泣。因此，由资本本性所决定，资本必须对文化进行控制，并成文化的主宰，或者说，把文化纳入资本逻辑之中，使之成为夯实资本逻辑的力量。于是，资本的文化权力登峰造极。但在资本与文化的博弈中，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决定了，文化永远处于资本的下风，文化只能是资本的“奴仆”。倘若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文化与资本的矛盾，不能彻底变革资本逻辑所统治的社会制度，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自我的救赎。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审视和批判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而在文化层面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和“历史性”或许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