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维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需要文化的辅佐，文化发展需要资本提供动力，这既表现为资本的文化逻辑，又表现为文化的资本逻辑，两者在发展逻辑上呈现出相融共生的特点。必须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由资本掌控的，即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资本逻辑就是它的发展逻辑。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宰制文化，必然导致社会陷入普遍的异化和拜物教之中，人的精神意义和生活价值也会随之物化。因此，随着文化权力的终结，资本权力也将终结。以追求意义建构为目的的文化，完全可以在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为人类的存在和价值赢得空间。但是，文化的资本逻辑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永远只能做资本的“奴仆”。只要“资本”主导整个社会，资本主义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超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正确审视资本与文化的关系，在制度的层面为其发展铺平道路。
近些年来，资本、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与资本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其紧密程度越来越高，其重要地位越来越凸显，共同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基本视域，它们之间的博弈与融合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关系到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资本与文化：相辅相成
资本和文化均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斯·韦伯、丹尼尔·贝尔等学者在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联系起来时，就深刻洞见到现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基因——文化。资本与文化共同推动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过程中，资本与文化不是两个不相干的并存力量，而是铸成为一股合力。尽管资本仍然是主要因素，但文化依然是辅佐着资本扩张的重要方式。具体地讲，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资本的文化逻辑与文化的资本逻辑。
(一)资本扩张在文化上的合理化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运动是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统一。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经济形式，既有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也有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正能量”，也是限制乃至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负能量”(即“资本扩张悖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如今，“资本扩张悖论”正日益显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由于资本吮吸“人的自然力”和“自然界的自然力”来实现的扩张，进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和文化危机，这些都体现出资本的“历史极限”。但资本的本性是不可更改的，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它不变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必须选择与文化合作，把文化作为自己扩张在观念领域里的证明。文化发展既为资本发展开拓空间，又为资本提供一种精神动力。这可以称之为“资本的文化逻辑”[2]。这种逻辑，以资本为核心，以文化为载体，是资本对文化的利用，或者说，文化只是资本扩张的手段或工具。
首先，资本创造商品交换市场，而商品交换市场又不能没有文化的规范和引导。就是说，文化影响着资本的走向。资本不仅创造了一个“文明”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一个“野蛮”世界。资本的“野蛮”，是指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资本的“文明”，根据马克斯·韦伯以及丹尼尔·贝尔等人的意见，是指资本应该具有一种理性，即“宗教冲动力”控制或遏制“经济冲动力”，否则，其结果只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消亡”，并进而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在这个问题上，丹尼尔·贝尔的观点不失为一种历史洞见。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他指出：“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对积累的强调中，使积累活动本身成了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道德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将经济从一系列道德目标中拆分出来，或认为创造财富本身是个目的；相反，创造财富被视为实现德行、引导文明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2]2-3。尽管这是道德哲学家的道德理想，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逐利的疯狂本性，但这种理想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资本逻辑之中，对资本起着一种引导、制约作用，否则，资本世界恐怕早已“崩盘”。
其次，创新是资本的内在动力，而文化是资本创新的催化剂。前面说过，资本的逐利本性不可改变，它可以将一切能够赢利的要素和形式都容纳进自身，但资本总是随着世俗世界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获取利益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这通过两个基本的层面体现出来：
一是文化引导消费，消费助长资本扩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越来越具有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也呈现出一种令人不解的“悖谬”：文化成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这可从当今的消费社会窥见一斑，即把消费文化解释为资本化或物化，这是社会普遍异化的真实体现。贝尔认为，享乐主义世界是时尚、色情、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世界。的确，广告、影视以及书刊等等铺天盖地，与其说它们是文化的载体，倒不如说是资本的传媒。它们传播的是文化，壮大的是资本，因此，它们是文化与资本的结合体。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特征是人受到物的符号逻辑的包围。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价值、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丧失换来的仅仅是日常性的享乐[3]。在人们的消费和享乐中，资本也享受着狂欢。
二是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推动了资本创新场景的变化。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日趋多样与全面，但无论如何变化，物质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永远是人们消费的基本结构，只是这两种消费的比重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而已。资本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在于，它给人们的物质性消费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当今消费主义占主导的情形下，精神性消费便日益走上前台。这给资本创新提供了历史性的前提。资本的主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今天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总之，资本的战场已经从生产领域、交换领域、消费领域等转到了文化领域。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获得世界历史性意义。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4]417。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领域逐渐成为资本角逐的主要战场。
再次，作为一种权力，资本对世俗世界的控制从未停止，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硬”权力到文化的“软”权力，都一一纳入彀中。不言而喻，文化权力具有终极性。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在资本追逐的权力体系中，文化权力具有终极性，因为文化像血液一样渗透到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之中，并决定着一切权力的最终命运，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就是例证；二是对于资本权力而言，文化权力具有深入人心的趋势，导致人在心理上接受其统治，这可从弗洛姆的论述中得到确切证据。可以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的“历史极限”将定格在文化权力上，也就是说，随着文化权力走到极端，资本权力也将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将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基础。或者说，文化处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处，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思想的表达。布迪厄正确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政治和经济都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只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才或多或少形成对政治和经济的有效制约。因此，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宰制，最深刻、最彻底的，无疑是控制社会的文化权力。只有控制文化权力，资产阶级才能控制政治权力以及所有的社会活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自己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