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生态文明建设六十多年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1949-1978、1979-2002、2002-2012以及十八大以来四个阶段。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初步探索，到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文明理念形成，再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蓝图的整体勾画与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表明这一探索是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而不断校正、深化和完善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应对现实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前进的。当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上升到重要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层面，要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切实推进，同时将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教育与制度建设、法治保障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有了认识，进行了不断探索。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重点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六十多年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本文对各个时期的相关理论成果及建设经验作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力求为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一、1949-1978：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导向的。在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并没有相应的地位，相反，是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决定了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重要考验，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征服自然”“战天斗地”“赶超英美”等口号正是这一时期的写照。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曲折探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经过“大跃进”的曲折，毛泽东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他说：“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1]在反思“大跃进”的重要教训时，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没有搞好平衡。他强调要搞好农业内部、工业内部、工业和农业三种综合平衡。[2]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源浪费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厉行节约，他告诫全党，对办食堂破坏山林、浪费劳力等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3]在这一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比如，周恩来总理就多次提到森林资源问题。他指出，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4]周恩来总理不仅指出了问题，还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对策。他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同时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5]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前后曾多次指示国家有关部门和地区切实采取措施防治环境污染。1972年6月，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环境保护工作受到普遍重视的情况下，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指出要从战略上看待环境问题，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包括采伐森林、开发矿山、兴建大型水利工程，都要考虑到对气象、水生资源、水土保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不能只看局部，不顾全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可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首次全国环保会上已经萌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历史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急切心态，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社会民众来说都应当是某种常识性的观念，就比如人们在吃不饱的时候无暇顾及高脂肪等健康饮食问题。因此，在面临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抵触的时候，在理论和实践上习惯于从微观的层面和具体的层面来探讨，比如单一地强调林业问题、综合平衡，等等，这样就使生态环境建设内容较为单一和分散。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难以一致。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源于经济建设引起的“倒逼”状态，但大多数时候只是停留在提出和分析问题层面，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推进。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赶超型的发展理念更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观念难以传入中国并得到重视。可以说，环境保护思想在整体上是围绕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初步认识，虽也意识到要保护自然，但远未提升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高度。
另外，在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念并没有受到重视，而苏联发展模式的弊端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和其他方面，只能系统地向苏联学习。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同时，苏联的生产模式和斯大林的自然观也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带来了消极影响。有人指出，斯大林的自然观具有片面性，由于对恩格斯存有偏见，他没有继承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即轻视了自然是个整体，轻视了自然界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只看到人对自然的改造，忽视了自然的自我生长、自我修复能力；只看到改造自然带来的眼前的变化，忽视了人的活动给自然带来的长期影响；只看到自然的人化，没有看到自然的反人化。[6]可以说，虽然我们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在照搬苏联建设经验的同时，在实践中也认同和接受了斯大林片面的发展观和自然观。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生态环境问题始终没有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虽然有所跟进，但由于没有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生态环境建设在实践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生态环境免遭破坏远远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