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深层病症，主要有三：一是体制病；二是结构病；三是发展方式病。
针对体制病，在过去三十年中，笔者曾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包容性改革论》三部著作；针对发展方式病，笔者也曾有《创新立国战略》和《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方式转变》（载中改院主编《30位著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书）——这些，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结构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是《人本体制论》的“姊妹篇”。
探讨结构问题，可以有多种视角，本书选取一个新的视角——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故称“人本型结构论”。
在此，笔者把多年探讨的心路历程向读者作一诉说，作个沟通。
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可谓根深蒂固，且年深日久。笔者接触结构问题粗算起来也有36年。
1979年，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当时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曾组织了一个“经济结构调查组”，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马洪两位先生领衔，对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及其体制障碍进行深入调查。那年，我刚刚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带领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经国家有关部门与谷书堂教授协商，我被临时借调到国务院财经委经济结构调查组工作。这是在我人生学术生涯中接受的第一项国家级大型调研任务。
在经济结构调查组，我被分到东北组，后被派往黑龙江实地调查。从1979年10月到1979年12月底，在冰天雪地调研了70天，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调研后以调研组的名义撰写了《关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国务院财经委。
这次经济结构调查对我的经济结构研究影响是带有启迪性的。调研任务完成后，回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继续消化和挖掘调研资料的潜在价值，撰写并发表了三篇研究报告和论文（1980）：一篇是探讨产业结构的——《黑龙江的轻工业为什么如此薄弱？》，刊发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一篇是探讨所有制结构的——《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哈尔滨市城镇集体所有制调查》，发表在《人民日报》理论版；还有一篇是探讨“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题为《“竭泽而渔”，后患无穷——经济工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发表在《南开学报》，随后《光明日报》在“百家争鸣”栏转载。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参加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加上研究所内科研分工的细化，我被确定为重点研究“制度经济学”，但对结构问题仍难以忘怀。此后的研究便形成了“将体制问题与结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例如，把要素投入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完成了《企业创新论》，1988年12月获中共中央四部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把区域结构与对外开放体制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四沿开放（即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战略”（1988年5月新华社内参报中央，后被国家所吸纳）等。
从1979年初到1995年10月，1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修炼”，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