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连锁网络
以研究人员人数相近的布鲁金斯学会（约300人）和美国进步中心（约330人）为例，展开对比：
首先，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中心点，使用“They Rule”工具，分析该智库所参与的董事连锁，会得到如图1所示的董事连锁网络。在该网络图中既有如IBM、波音、摩根士丹利这样的500强商业巨头，也有外交关系协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这样的智库组织。同时，也包含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
再以美国进步中心为中心点绘制该智库的董事连锁，得到如图2所示董事连锁网络。可以发现，美国进步中心的董事连锁网络较之布鲁金斯学会稀疏很多。
可见，在研究人员数目相似的前提下，董事连锁网络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智库的影响力和综合排名。
观察可见，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相比于其他智库的董事拥有更多和更高级的政府任职经历。现任董事长Strobe Talbott曾是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执行副总裁Martin S. Indyk曾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助理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与南亚问题高级主任。这些前政府高官离任之后进入智库继续从事政策研究和宣传工作，智库专家和领导者也存在极大可能进入政府工作，即“旋转门”机制。智库通过汇集这些较高层次的董事，使自身研究成果和思想能够通过非官方渠道传达到政府高层人士。同时，能与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共事，有助于来自企业共同体的连锁董事拓宽自身社交范围，将自己的社交网络向政府延伸，更好地实现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换。所以，对于来自企业共同体的连锁董事而言，智库是接触离任政府官员和未来政府官员的最佳场合，智库中的利益传递合法而隐蔽。
■智库间的董事连锁网络
董事连锁存在于公司与公司、公司与智库之间，那么智库与智库之间是否也存在董事连锁现象？绘制排名前六位的智库董事连锁，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智库间的董事连锁比较少，其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威尔逊中心与其他智库没有董事连锁。
智库间董事连锁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智库间存在竞争关系。董事掌握着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机构秘密，智库董事与其他智库组织的联系越少，越有利于保守本机构的秘密。从图3中可以发现，存在智库董事连锁最多的是外交关系协会。外交关系协会致力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研究，而布鲁金斯学会是综合性智库，研究领域广泛，二者竞争较少。另一方面，外交关系协会虽然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也存在少量董事连锁，且该机构的研究领域也为国际问题，但前者党派色彩较弱，后者却有着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这决定了他们鼓吹对象的差异，这种差异和联系使这两家机构处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之中。
■有趣的个例：托马斯·格罗索
外交关系协会的托马斯·格罗索是本文所统计董事中兼职最丰富的一位。除在外交关系协会任董事外，他还在另外11家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如表2所列，这些机构中有大学、医院和其他政府、协会组织。托马斯·格罗索虽然只是智库董事的一个特例，但也说明了智库对于有丰富社会关系的董事持欢迎态度。这样的董事有时并不直接参与政策研究，但他们丰富的社会关系不仅有益于智库向公众传播影响力，而且对智库争取来自企业共同体的资助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