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之后再回顾：卑微与荒诞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漫长的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终结，开启了常态性国家发展的新道路，革命被改革取代。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而言，改革释放的经济自主、社会自治和政治权利，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绿色革命”，长期困扰中国的饥饿问题迅速成为历史。发源于农民创造的“分田密约”( 自由与放权) ，成为新时期中国改革的核心密码。然而，一旦从革命的话语世界走出来，乡村社会和农民发展问题，又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问题。释放传统体制对农村和农民的束缚，可以取效一时，但是难以持续。20 世纪80 年代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欢乐，很快变成80 年代末到90 年代之后的“农民负担问题”以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撤下革命帷幕之后，乡村和农民的原生形态及其在现代化背景下的固有困境再次凸显出来。一旦失去革命政治视角的遮掩，以今日农民在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为参照，革命年代乡绅中具有社会正义精神和责任感者不乏其人，而流氓无产者相当部分则是文化沙漠中的饿狼。封建宗法体系在压抑人的个性的同时，也不乏对乡邻亲族的护佑和民间公义的维持。反倒是一些所谓的革命者，成为了乡村秩序中的异类。失去了最终历史目的和政治合法性的注脚，卑微者在革命的大词遮蔽下愈加卑微，有些人甚至回归到最粗俗的食色欲望与暴力追求，而革命进程中那些不加区别地摧毁旧秩序的行为，留给历史的只是长长的荒诞背影。漫长的20 世纪的乡村革命正在褪去其光环，成为反思当下现代化道路和精神意识的历史对象。现代化原本就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对行将被消灭的乡村社会和农民而言，他们需要结束一段旧历史，搭上工业和城市生活这班注定充满风险和动荡的航班。我们必须关注并同情在这一转变进程中的弱势者，努力筑起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的安全阀，而不是道德化和美化这一群体，试图跨越这一进程而另寻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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