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是20 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转型的中心事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社会革命，一方面致力于与乡村传统之间的截然断裂，另一方面始终面临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紧张和牴牾。然而，两者都确认乡村传统及其承载者———农民，因其与一个正日渐成为过去时的旧世界紧密联系，而与未来现代化后的现代理想世界无法相容。因此，革命的后果是对乡村传统原型的强拆，却无法为失去庇护的农民群体和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疏通淤滞，导致农民在革命高涨时的激情和革命大潮消退后的荒诞叙事相互继替，构成20 世纪中国农民命运的线索，昭示着乡村和农民进入现代世界的命途多舛。
现代化之于中国农民，其遭逢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经过一场社会革命，无以粉碎阻碍农民进入现代社会的栅栏和荆棘。为此，20 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必然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本文提出，中国独特的乡村传统的原型及其延续，使得国家的现代化和革命进程体现出独特的路径，从而既促发又限制了社会革命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可能性，为当代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铺上了底色。
一、中国乡村传统原型：天理与循环
研究乡村革命，必须从中国乡村传统的原型出发。对于中国而言，20 世纪的主题词是革命，是一个持续长时段的大转型，其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农民向市民的转型构成了基本线索。然而，中国的这场伟大的革命进程，是主要在外部世界的剧烈挑战中开启的，也是在本土的国家体制崩溃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导致变革和转型的进程既缺乏成熟的经济社会支撑，又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引导。因此，大量的农业传统社会因子在未经现代转化的情况下，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对于转型来说，首先需要弄清楚作为转型起点的传统社会原型。原型和原点是事物发展的出发点，它不仅规限了事物变迁的局限条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且规制了变迁的方向，“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
传统原型是一个社会的地理环境、生存方式、文化传统、政治组织与生产技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一种极具内聚力的社会结晶体。这种原型一旦凝聚化合，就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甚至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抗拒变革，并以内在的力量牵引社会变迁的进程、速度和方向，从而造成不同社会在现代转型中的路径差异。
中国的社会传统原型就是皇权官僚专制政治与自治性小农经济社会的悖论性共存。简言之，这是一种集颇具现代性的专制性的皇权官僚制和自由自治的小农经济社会于一体的双层政治社会构造。这一原型虽然和一般农业文明形态一样，以地产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土地和农产品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但是，它却在独特的历史格局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内涵。在这种体制中，皇权国家建基于土地垄断之上，但是却并不把圈占并直接经营土地作为获得经济剩余的来源，以突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理性化官僚体制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因此，形成了皇帝和官僚体系以军事暴力为后盾，以神权天子的君权天授学说为合法性外衣，高居社会之上进行政治统治。这两者在榨取小农社会的土地剩余上达成利益的一致，满足于政治上对小农经济社会的统治，却不负有对小农经济生产的责任，将其社会和经济权力假手乡党族老和地主乡绅来实施。在这种政治构造中，皇权和官僚制是一对动的构造，政权变动和政治活动，主要由他们发动并作为主角。而乡村社会则是一个静的构造，远离颠簸起伏的政治过程，虽然上层不断变化，而保持相对的静止。在和平时期，皇权与官僚制互动约制，政治清明，乡村社会在地方士绅和亲族名望的组织之下，秉承儒家理想，形成了与皇权天命观论述相统一的、以土地和血缘为中心的村社文化和宗法文化。小农顺从天命、保守偏安。然而，当皇权与官僚制互动失据，政权松弛、纲纪涣散、腐败盛行、自然灾害等导致农民失去生存基础之时，大量农民转变为流民和游民，转变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反叛力量。［3］此后则是新朝再立，小农获得喘息机会，回归土地和村社宗法系统，国家再延续此前的统治状态。这个原型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政治重大变革的基本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