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站在现代世界门口的乡村：民族与阶级
中国是在欧洲资本列强的炮舰胁迫之下进入现代世界的。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在人口压力和政治失序等方面已经累积了太多的矛盾和紧张的满清王朝，逐渐在不断的军事失败中走向崩溃。这些新敌人不再是此前的野蛮部落，而是有着全新文明的“野蛮人”，他们不仅制造了新式的精良武器，而且经营着更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创造了全新的政治社会理想与政体。
社会革命的新思想无疑将会在城市社会产生，然而，社会革命的巨大力量，则不得不在人口占绝大多数、身处更深危机的农村社会中锻造出来。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表明，成功的革命必是将原本是历史弃儿的小农社会装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主体之中的政治行动者。在民族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格局中，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富强和复兴的唯一途径，便是模仿先发的国家，以民族主义等现代政治概念重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动员其社会成员产生新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理想，凝聚推动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集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面的社会危机中开展的，面临严重的内外部紧张局势，缺乏借以凝聚资源的政治动员能力，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排除了通过行政集权和市场渗透实现现代化的一般道路的可行性。革命日渐成为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
但是，在革命精英之间却日渐产生了关于革命方式和途径的重大分歧。国民党秉承以民族主义为精神谱系的国民革命理念，试图以武力扫除封建军阀，然后集中政治权力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实际使得市场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值得怀疑，也没有一个需要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去突破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动员群众。而试图将权力扩展到基层社会的国家建设，则遭遇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危机。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又缺乏控制，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私囊———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这三种情况的叠加，导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难以解决中国的全面社会危机； 不能依靠市场的扩展和渗透建设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危机节点的乡村社会遭遇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剥夺，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反抗潜力；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建设导致现代化的努力同时意味着基层社会的更深重灾难，基础秩序更趋败坏。对乡村社会而言，传统生活已经不可得，而现代的市场机制和国家建设也是他们灾难的源头。中国社会内在地呼唤一种既拒绝传统政治模式，又抗拒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政治理想图景。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新呼唤的理想载体。它一方面是批判传统的，因而是现代的；另一方面还是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因此体现出更高的现代政治社会理想追求。经过多次失败的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经历了“从城市包围农村”向“农村包围城市”的转变，历史性选择了乡村社会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中共将民族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中处于被革命对象的社会形态和群体作为发动现代化革命的历史主体，这种转换是其最为重要的成功之源。然而，阶级革命的政治动员如何与千年循环的乡村传统社会紧密融合，进而产生“化学反应”呢？
将乡村变为革命的基地，将农民转变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这意味着对革命和乡村社会与农民群体的双向改造。就前者而言，革命需要转换话语形态和意识形态诉求，将原本力图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叙事，转述为克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的中国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叙事。对于后者来说，则是要颠覆农民群体千百年来形成的信仰、传统和秩序。如果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是要将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农民转变为国民，从而依靠国家的理性化集权和市场机制催动社会现代化的话，那么阶级革命的政治动员则是要求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下将农民转变为引导历史方向的阶级性国民，以否定压迫阶级作为革命运动的首要目标，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一般现代化道路的新前途。为达此目标，关键在于中共的阶级革命诉求如何打破农民的顾虑与犹豫，催动他们背弃传统，突破乡村生活的秩序和规范，接受、接近并主动参加革命。中共在实践中找到并确立了动员农村和农民的两个经典武器； 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核心，因为土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中心资源，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就是满足了农民的最大利益，土地革命使得中共得到最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它贯穿革命进程全过程，可谓是党动员农民支持、赢得革命战争的基础力量源泉。然而，给予农民土地可以赢得农民支持，却无法确保农民会为了多分得并不很多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就可以为他们并不十分理解的共产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阶级斗争则是将土地革命与农民革命意识建构紧密结合的重要工具。阶级斗争建构了农村传统土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和阶级性，动摇和颠覆了乡村社会的天理设定和宗法秩序，激发出主动的革命自觉。用当年湖南醴陵县委的表述就是“不诉苦就不恨、不恨就不斗争，不斗争，地主就打不垮，地主打不垮，就翻不了身”。土地改革击溃了乡村社会传统秩序的经济资源基础，使得赖以为生的地主和乡绅阶层溃散无形，阶级斗争则掀起并释放了农民深埋心底的仇恨心理，引导农民冲破传统宗法体系和乡里人情的障碍，走进革命之中。乡村和农民在革命的组织之下，进入了现代世界。然而，这种转变在解放农民、满足农民利益的同时，却又建构了一种排斥农民自主性的高度封闭性体制，为革命后乡村社会的变革和农民命运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