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演变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人文精神与道德文明的肇端源于周代的礼乐文明。“德”字在商代虽已存在，但是“德”的观念却并没有真正产生。从《诗经》《尚书》《逸周书》等文献看，从“德”字的用法来看，其意主要是指高尚的品格及行为，以及品格高尚的人。
在周代的道德文化中，最早起源和备受重视的是“德”“礼”“孝”这几个核心德目及其所包含的伦理精神。春秋时期，除西周所倡导的德、孝、悌、礼诸德继续发展外，逐步形成并盛行的核心道德是忠信。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道德，因此，孔子提出丰富全面的道德规范和德目，但一般认为其核心是仁与礼。礼是中国伦理出现最早的范畴与德目之一，一般认为孔子对三代（夏商周）之礼有所损益而继承之，而“仁”是孔子根据时代的需要和思想资源，所大力提倡的新观念，也使礼由一种外在的文化传统、制度而变为一种德性。
从儒家经典的原初论述来看，“三达德”的说法早于“五常”的说法。所谓“三达德”就是通行天下的三种德性即知、仁、勇，这三种德性并列连用的说法在《论语》中虽然已经出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但并未明确以“达德”概念来表述，而是表述为“君子道”，实际上意思是差不多的。在《中庸》中则明确表达为“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在此之后，就是孟子的“四端”和“四德”的德目体系表述影响比较大。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在孟子看来，人生下来，就有四个人性人心的善端，从这个先天本有的善性中产生了人的四种道德：仁义礼智。这四德是根于心即发端于人的善性的。
另外，“四维”的表述虽不出于儒家学者之手，为管子所提出，但它在后世仍有较大影响，构成传统道德体系的又一重要精神资源。管子认为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条根本道德原则。
从儒家自身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建构的角度看，最为后代社会公认并影响中国历史长达2000多年的则是其“三纲五常”说。“三纲五常”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规范的系统表达始于董仲舒，经过东汉官书《白虎通》的确认、提倡，长期影响后世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德的代名词，近代直至“五四”时期所批判的“纲常名教”也是指“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纲的原意是网上的总绳，引申为事物的总要、法度。这里的什么为什么之纲是说前者居于主宰、支配、统率的地位，前者为后者的表率。“五常”即五种恒常、普遍的道德德性即仁义礼智信。关于五常，汉代扬雄的论述至为简括精当：他说：“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意思是说，仁乃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好像是人们生活的住所。义保证人们言行的正确、得宜，所以，它好像人们的必由之路。礼使人得以文饰，举止文明，故像是穿在身上的衣服。智使人明辨是非、善恶，利害，故像是指路明灯。信使人能受到他人信任，则像是信符。这一连串十分形象的比喻是要说明，五常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对人而言是缺一不可的。因此，他要求人们“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自觉遵行五常。
总之，中国传统美德自周代发端，至汉代“三纲五常”的系统化，可以说从思想观念上已经基本完成了理论创造，并长期影响后世社会。在这之后，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即是根据实践的需要，有所强化、补充与发展。
历史上，人们不仅重视“三纲五常”“三达德”，而且也重视“四维”，在宋代逐步形成了所谓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宋代社会，人们仍然比较重视家庭的价值与伦理，因此，在八德中，首重孝悌之价值，另外，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中，继承了春秋时期形成的忠信道德。而“四维”之礼义廉耻则更多的可以视为处理社会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
在宋之后，由于“三纲”意识的强化，忠孝与贞节越来越受到重视，被人们视为至高美德，于是，在明清之后，实际上在民众的实践中，更受重视的乃是忠、孝、节、义，这四种道德体现了中国人在家孝亲，在朝忠君，为人臣为人妇要守政治节操和贞操，在社会上与人交往要守义行义的实践精神，成为那时社会的流行用语，不仅常出现在一些思想家的论著中，而且也出现在明清小说、戏曲、弹词中，甚至出现在门面、牌匾、牌坊、钱币、盆碗上，以物化形式体现着民众对核心价值与传统美德的追求。
在20世纪前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一般认为宋代形成的旧八德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新八德的实质差别主要体现在是以家为本还是以国为本。孙中山先生根据当时民主革命的需要，非常重视传统美德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忠于国家的义务更重要，因此，首重忠德，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八德。到了1934年，国民政府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成为他们长期推广的核心价值观，简称“四维八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