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需要从中国的国情及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带来的新变化加以考量。对于中国这样处在后发序列的国家而言，中国的实际国情和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导角色。因为，具有强大权威的政党，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且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政治秩序安定有序的保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导角色不言而喻。同时，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进程，“民主参与、多元共治”将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社会各种群体，即使一些群体过去可能也存在，但由于低度的政治参与而被“遗忘”，在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中，也都获得了参与治理的合法性。执政党统治的传统方式、载体等都可能会出现“失灵”现象，而迫使其放下“统治者”的角色，变成与一般组织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参与者。
(一)治理的主导角色
在多元化治理主体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领导力量，担负着治理的核心主导角色，负责把握治理方向、制定公共政策、整合政治资源，协调好政府、社会与公众对国家的治理，目的是将多元的治理力量整合成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
执政者。从广义上讲，领导组织政府，执掌政权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基于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导地位，执政者在执政方式上，应通过实施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引导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和制度化；在战略上，其执政者角色的应有之意，就是主动培育现代政府体系和公民社会建设，并逐步还权于国家政权组织，释放社会的自主发展空间，不断增强社会各类主体自治的制度保障，让公民权利得到不断实现和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成熟发展；在当前任务上，着眼于现代治理理念的培育及国家治理制度的完善，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寻找合适的价值支撑、制度保障和载体资源，最忌讳的是，处于行政第一线，不能有效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提供者。政党将由政策的制定者转变为政策的提供者。正如著名学者林尚立所言，虽然在现代政治中，政党不是作为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而存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但是在现实中，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政党这种“形”在制度外，“体”在制度中的独特的政治角色定位，使其在制度的操作和自身的政治活动中，不仅能通过权力和制度，而且还能通过思想意识和各种社会单位，组织和指导社会发展。[10]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更加需要吸纳社会多元主体的意见，需要视民众等社会治理主体为“顾客”，在政策提供过程中要有“顾客意识”，将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问题，将社会问题作为自己提供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依据，凭借自身独特的角色优势将社会问题纳入到政府部门的政策议程中，为社会各主体提供出普遍认可的相关法律标准和政治规则，并且能够在复杂的治理过程中实施有效的政治动员，将不同层面的社会政治组织联系到一起，整合政治资源，协调好政党与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关系，从根本上保障在治理过程中单一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
(二)治理的参与角色
治理的平等性原则明确了政党要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担负着治理的参与角色，负责组织、协商、积极参与，目的是更好地发挥政党的社会职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满足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与政治期望。
组织者。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从控制者的角色转变为组织者的角色。尽管长期以来，政党扮演了被称为“掌舵者”的重要角色，但是在复杂的治理过程中这种角色不仅不恰当，而且不可能。过去，党对社会的管理主要方式是依托行政组织和行政权力及自身的组织嵌入渗透实现全面控制，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来治理社会，承担的是一种行政职能，这就是郑永年所称的“行政党”。实践证明，这种控制型的组织方式虽然直接，但对党自身、对国家、对社会都不利，本质上就是政党职能的越位、越权，容易使党与社会、民众对立起来，成为社会矛盾焦点，同时也限制了社会多元治理发展空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控制正让位于互动。因此，党必须从转变自身角色定位开始，科学定位组织者角色，充当社会各治理主体就公共问题进行协商的“经纪人”，在组织过程中还要学会扮演一种“调解”、“中介”或者“裁判”的角色，[11]从而为党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创造更为广阔的治理空间。
服务者。按照历史发展逻辑，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经历权力型、管理型和服务型三种典型的模式。虽然从属于控制导向的管理型治理模式不断进行着民主化、社会化的重构尝试，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端。正如皮埃尔·卡蓝默所认为的：“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仅在一个层次上处理，由一个行动者处理，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12]蓝默指出的管理型治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就是对参与主体之间关系的忽视。在公共治理中，政党的主要角色已经不是简单通过规制和激励措施引导民众的行动，而变成了一种博弈参与者，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与多种团体和多重利益进行复杂的互动博弈，这正是适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因此，政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视治理为工具性思维，而必须通过参与增强服务意识，通过服务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协调互动的合作，满足民众受关注以及其需求和利益得到满足的期望，灵活应对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