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明确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政党作为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主要力量，其角色定位是否符合治理理念，直接关系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但是，一直以来，学界对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社会”等视角，整体上呈现出以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社会关系及社会参与为中心内容的研究特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政党角色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继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框架的前提，在于明确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只有政党自身角色不断理性化和现代化才能为国家政治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心动力，才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和牢固保障。
一、现代国家治理对政党提出新挑战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现代治理的概念后，治理理论成为政治发展、行政改革和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价值理念和实践目标追求，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正如鲍勃·杰索普所说的那样，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时髦词语”。[1]虽然治理理论涉及的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少将政党纳入其中，但是对政党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2]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对政党功能发挥的挑战
隐藏在“治理”背后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正如英国政治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谈到的：“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3]治理主体除了政府之外，政党、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团体等都将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的相关责任。陶希东还进一步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混合型市场企业(国有、私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跨国企业、本土企业等)、各类社会组织(科技型、公益型、服务型等；全球型、本土型等)、广大人民群众、各类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六大主体，缺一不可。”[4]客观上，这些主体的存在直接导致民众在利益代言、利益表达、利益实现上不会只依赖政党这一个主体，将预示着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单一官僚权威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那些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提供方向、规则、程序的政策，将是包括政党在内的不同治理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凭借其对现实问题的高关注度、灵活自愿的参与机制，及对不同群体的关怀帮助、高效多样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方式等优势，使其在集聚精英、服务社会、利益表达、利益综合、与民众互动等功能发挥上毫不比政党逊色，而相反，政党却因传统功能发挥手段的滞后性，有可能出现“衰落”现象。其实，近些年来，志愿组织等社会组织及新媒体的发展，已经吸引了一批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而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组织动员等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挑战，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
(二)治理方式合作化对政党执政方式的挑战
一般而言，政党获取执政地位，其扮演的角色发挥主要是为了确保政治权力的安全运行和规范化运作，[5]因此，政党多采用政治统治的执政方式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而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体系，强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化，即合作治理。合作治理强调的是基于共同参与(co-operative)、共同出力(co-llabor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gt)、共同主事(co-chairman)等互动关系，在共同文化、共同命运与共同目标的牵引下建立的伙伴情谊的治理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颠覆政党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第一，合作治理对执政心态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治理强调的“平等和谐”，与党内存在的“高高在上”的执政心态相对照，将会使党的执政陷入被动孤立的状态。第二，合作治理对执行方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治理提倡的“合作协商”，与党内“行政命令”的执行方式相对照，将会使政策执行缺少创新性。第三，合作治理对权力运作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治理主张的“公开透明”，与党内存在的封闭不公开透明的权力运作相对照，将会使党的公信力不断下降。第四，合作治理对运行向度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治理蕴含的“双向互动”，与党内存在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管理的现象相对照，将会使党的政策与民众社会需求出现脱节。第五，合作治理对执政效率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合作治理倡导的“主动高效”服务，与党内存在的被动低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相对照，将会强化党的社会管制功能而弱化社会服务功能。如果不能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的执政方式，政党在执政过程难免会出现“越位”、“越权”，“缺位”、“失权”，“错位”、“乱权”现象，轻则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动进程，重则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三)治理过程法治化对政党运作模式的挑战
党的一切领导活动能否正常进行及其效率和取得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其运作模式是否科学合理和规范高效。依法治党及政党运作模式的法治化，是治理理论提出的新要求。长期以来，各级党组织一般不习惯或不会以法律为手段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而是习惯于用文件政策治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党组织多习惯于靠指令、讲话、意见、通知、决议、决定、批示等文件形式进行上传下达，也习惯于按照领导人讲话和相关文件精神处理有关事务，却在一定程度上不太重视甚至是忽略了法律法规对社会行为的规范，甚至出现将文件和领导讲话凌驾于法律之上，贯彻文件精神和领导讲话精神突破法律规定的现象。虽然政策产生过程也是采用民主形式，通过民主程序，但是从其本质来说，文件政策体现的是党内领导人政治智慧的一种凝结，意味着往往会受到情绪、认识、把握程度等个人因素影响，其对社会秩序的规范和影响从根本上讲不属于法治范畴，而是韦伯所称的人治化模式。这种运作模式将会受到法治化要求的极大考验。这些考验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党是否在宪法框架下活动的考验。宪法明确规定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随着治理理念法治化的发展，政党必须通过法治才能处理好党与国家、党与政府、党与社会、党与市场关系规范化和法治化，建立和完善党治理公共事务的法规体系，全面提升党的依法执政和领导水平。二是对党员干部是否依法办事的考验。新媒体的发展及法治意识的增强必然要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的水平。只有运用依法办事才能广泛凝聚共识，并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
(四)治理结构扁平化对政党组织架构的挑战
英国地方治理指导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罗伯特·罗兹认为，治理抛开了科层制的特征。皮埃尔和彼得斯主张，新的治理形式是“让社会本身逐渐能发展出广泛而且不同的网络连接关系”[6]。社会新的网络连接关系的形成必然要求社会组织结构由原来的科层制转向扁平化、异质性的组织结构。这对党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架构带来较大挑战。第一，从组织权力运行来看，党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的运行路径所遵循的是权力的“金字塔式”的集中，基于对日常事务的分工，涉及组织职务并指派专人负责，通过明确各级组织职责和权力界限，按照既有规则执行工作任务，使得组织权力运行过于繁琐。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扁平化架构是一种“线性”的联合体，基于对某一项目而展开的分工合作，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职责分工，但是组织层级明显减少，使得组织能够迅速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二，从信息传递来看，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具有信息处理分散化与决策的分权化的特征，[7]使信息传递更加准确及时。而党基于科层制的组织架构在信息传递的向度上强调上下传递，虽然在自上而下传达上级指令时具有高效率，但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输中，“却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超载或阻塞问题”[8]。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不畅，弱化了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化联系，使党政组织掌握新知识、新方法难以运用到日常实践中，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