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文艺形式总是有相通的部分。所以，跨界批评是需要的。最近《文汇报》《文学报》等很多报对《平凡的世界》回应很积极。各种评论明显冲破了传统影视批评的界线，而且更有趣的是对电视剧的热议，倒逼专业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不得不反省，甚至于以此触发很多文学史家很不安。这是一个连锁反映，我觉得是良性反映。这就是跨界批评带来的好处，所以跨界不是不可为，是可为的。
最后，就是要及时展开批评。许多批评好处说好，先说一些赞美之词，再说一些不好之处，变成一个套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引文很有意思，他们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意无意把鲁迅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与作者有益”倒过来说。评论要说真话讲道理，究竟是说好说坏，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你就实事求是好了，神经不必那么紧张和脆弱。
文艺评论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不必太看重年龄概念。太看重年龄，会适得其反。我是不同意用“70后”“80后”来命名作家的。批评也不必用年龄简单切割，真理与年龄没有关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艺术评论面前人人可以沟通。有些评论家当时冒出来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年龄的顾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年龄变成一个大问题，这是不是创作和评论界无力的表现？评论界谁有发言权，我想应该谁熟悉谁发言。这样文艺批评会更加实事求是，会更加良性。
上海要掌握评论的话语权，推出集中和发现文学批评人才的核心期刊平台。
如何提高上海文艺的影响力，我觉得，着重要抓住两点：人才和平台。
上海一直都不缺乏文艺批评人才，而是少了集中和发现的平台。如果把上海评论作为一个集体形象的方阵来看，就涉及到一个地方话语权的问题。把评论作为话语权的掌握来看，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现在不要过于提倡地方性，但我觉得地方性和海纳百川其实是可以做到兼顾的。
为什么我讲可以做海派文化中心？从现代文学起源看，《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30年代，这里又是鲁迅、茅盾等作家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全国目前有两个重要的奖项——鲁迅奖、茅盾奖，而这两个人物与上海其实是紧密结合的。我们的文艺研究是建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上。现在上海有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但仅仅是一个参观的地方。
上海缺少一个集中和发现文学批评人才的核心期刊平台，这其实很关键。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海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评论家，看一下他们发文章的语境，很大部分是发在文学期刊上的。但是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语境就发生变化了。就是作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来源，高校教师一般会把比较好的文章优先发给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核心期刊，文学评论期刊反而是其次。
我想提一个建议。在这方面，中国作协的做法其实是可供我们借鉴。中国作协下面有两个机构，一是现代文学馆，是作为现代文学最大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还网罗全国一大批的文艺研究人才，定期聘任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二是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杂志《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现代文学馆起到一个互相呼应的作用。上海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海派文学馆，打造一个相应的核心期刊，可以发挥上海优势资源的整合作用。
上海要成为一个评论的高地，汇聚评论声音的码头，如果一个作品到上海来过，听到真正的声音、真正的批评，解渴了，上海文艺评论的地位也就确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