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之药
萧功秦对中国的激进主义做出了相当精当的描述，但他对催生激进主义的历史描述未必尽然。他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保守的统治者在危机中才进行迟误的新政改革；第二，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第三，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造成了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大分裂时代的来临。
我只认可第三句话，而对前两句话都有不同意见。中国迄今一百五十年的“改革-革命史”，前五十年的晚清改革，并没有如主流解释那般“迟误”，之所以感觉“慢”，不是真慢，而是跟不上人们的期待，尤其是后世的期待。并且，改革的成效不彰，往往是时人的“大跃进”心态造成的。
在大跃进心态下，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有着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的期望，这在政经两个领域都造成了大量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其实，先有问题，再行改革，本是常态。一个机制如果没有问题，有什么必要和动力进行改革呢？期待未雨绸缪、先知般的改革，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无法检验，更因可能给野心者提供机会而十分危险。
至于激进的出现，无论从中国还是俄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并非改革迟误的必然产物，而是改革被异化和绑架，以及“有力者”逐鹿的结果。导致激进的真正原因，一是改革在过程中被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和绑架，导致异化，二是饿狼试图驱逐饱狼、“彼可取而代之”的夺权。前者加剧了社会各界的“大跃进心态”，导致改革失控，成为革命的“宿主”；而后者则直接诉诸暴力夺权，最后或许能解决权力归属问题，却难以解决改革本身致力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
必须承认，激进主义的泛滥，除了一小群原教旨主义者，和一大群伪装成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分子推波助澜之外，执政者也的确常常火上浇油。如果权力是最好的春药，那么失控的公权力则是刺激激进主义的最好的春药。生产这种春药的是两种人，一部分是贪官污吏及酷吏，他们的传导机制就是传统的官逼-民反；而另一部分却是个人品德或许相对洁净的改革实践者，他们极端不明智地将治国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予以泛意识形态的浪漫解读，将“技术”改革带来的成就，非要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挂钩，而导致了在面对更多的难题和问题时，令自己宣扬的意识形态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沉默的大多数
“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厄运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萧功秦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激进主义正因为无所顾忌及不择手段的“激进”，而能大大放大自己的话语权，最后裹挟“温和、务实、理性”的“绝大多数”。激进主义的虚妄，不仅在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在于其装腔作势——近现代的激进运动，基本都演变成指望着用他人的鲜血去为自己铺路的“博傻”游戏兼“厚黑”游戏。
但是，关键在于，“温和、务实、理性”的“绝大多数”也往往是沉默的。他们的温和造就了软弱，务实造就短视，理性造就了随风倒，他们最容易被这群或那群人所“代表”。他们或许是有力量的，最初只是不愿多说，或者不屑多说，而等到他们被裹挟在洪流之中后，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说出来也不被听到了。
我们曾经很多次地跌下了激进的悬崖，却总是归咎于一小撮“万恶”的人蒙蔽和裹挟。“温和、务实、理性”的“绝大多数”要发出“不胜折腾”的声音，这或许才是悬崖勒马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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