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人学者，作家
如果权力是最好的兴奋剂，那么失控的公权力则是刺激激进主义的最好的兴奋剂。
转型是痛苦的，甚至是血腥的。
大清帝国政改所收获的第一个结果，是公元1905年9月份在北京CBD爆炸的一颗自杀性炸弹，直接造成了二十四人伤亡，北京城内风声鹤唳。刺客是二十七岁的安徽桐城人吴樾，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及其“暗杀团”的成员。这个“暗杀团”中，还有另一位日后更为著名的安徽青年，名叫陈独秀。
袭击案的次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谈话：“这起可怕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开始走向复苏的时刻，十分不幸。毫无疑问，肇事者以及他背后的团伙，应该对此罪行承担完全的责任。在中国有两个党，一个是‘改革党’，它希望从西方文明和模式中汲取借鉴好的东西，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谋利益；还有一个党，就是你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蔑视一切原则，无论是政府或是别的，嫉妒和仇恨推动着他们每一言行。正如刺杀你们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寻求的仅仅是破坏。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学习外国政治模式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了他们。”
《纽约时报》则揣测说：“可能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执行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任务，为中国刺客提供了炸弹。确实，炸弹在中国是如此新鲜的事物，足以令人想到幕后是俄国人在训练中国人投掷，其本身就是外国人幕后策划和协助的证据。”
这不是大清国所发生的第一起激进主义者搞的恐怖袭击，但却是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一次，也是西方舆论将其与俄国激进主义联系起来的第一次。
与九个月前圣彼得堡的局面相比，北京的这颗炸弹简直如同爆竹般渺小。1月22日，圣彼得堡二十多万人前往冬宫外广场示威，遭到军警的实弹射击，死伤惨重，史称“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引燃了整个俄国，各地暴动纷起，民族冲突、阶级冲突纠缠交错。
“流血星期日”之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自由乎？死乎？》，对这一惨剧进行了报道和述评，并感慨道：“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
沙皇当局的反应还是相当及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撤换了内政部长，并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流血事件及导致工人大罢工的深层原因。这个调查委员会，破天荒地邀请工人代表参加，但因激进党阻止民众与政府的合作，导致调查委员会无疾而终。
沙皇的政改迅速地展开了。3月，发布了《布雷金诏书》，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等；5月，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即“苏维埃”）；8月，批准成立国家杜马（即国会）的成立……最终，在北京的炸弹炸响后的一个月，沙皇发布了“十月宣言”，明确宣布“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