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俄为镜
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如同中国那样，关注着俄国的政治改革。
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就在睁大双眼，寻找适合自身的改革榜样，日本成为效仿的榜样。而日本再度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大清国更是从中看到了制度的力量。朝野上下与俄国一样，都认为日俄两国政治体制的优劣，造成了这场战争的胜负，立宪制度在战场上打败了专制制度。
俄国的政改，迅速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难得的是，体制内也罕见地与体制外一起，将俄国政改作为参照的对象，并最后促使中央下决心政改。
没有足够的史料，能支持美国报刊对中俄两国激进分子之间存在联络的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官方和精英阶层以俄为镜、呼吁政改的同时，中国的激进分子在诸多方面也的确表现出了与俄国同行们的相同之处。无论他们在彼时是否真有联络，他们在“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 方面，并无二致——尽管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这个新世界依然出现旧世界的同样问题毫无准备。
俄国激进主义信奉“斧头”原则，将砸烂一切作为武器，高呼“不要调和！”“不要改革！”，“否定就是我的上帝！”（别林斯基），“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皮萨列夫）。1900年因刺杀广东巡抚恩寿未遂而被处决的史坚如，也曾说过：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其罅漏，庸有济乎？”
但是，此时无论俄国还是中国，激进主义并没有成为主流的选择，改革仍是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
共识改革
被后世史家有意无意忽略的是，1905年9月的北京自杀式炸弹，吹响的不是暴动的号角，而是体制内外对在稳定基础上推行政改的集结号。
舆论对于暴力阻挠改革基本持否定态度。上海《时报》评论道：“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南方报》呼吁政府不要退缩，考察宪政应该继续进行，不可因此而“寒其改良政治之初心”。天津的《大公报》则旗帜鲜明地表态：“此事实为推动清政府立宪之一大动力……我若畏难而退，彼必趁虚而入……我政府即迎其机而速行改革，以绝彼党之望，宣布立宪，以固其内力……奋勇前进，急行其志，无俟踌躇。”
上海的《申报》进一步认为，革命党的炸弹攻击，恰恰反证了立宪对政府是大大有利的，政府应该更加坚定立宪的决心：“今日爆烈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
体制内的诸多官员，也因这一事件，而开始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支持政改，并要求中央在压力面前不要退让，进一步公示政改的决心。
大清国中央最后决定，宪政考察团将继续出行，同时欢迎和鼓励民间精英出洋考察政治，这种开放，在政治一贯属于“肉食者”才能“谋之”的中国，具有开天辟地般的意义。同样的，在北京炸弹袭击案一个月后，已经确定了杜马的立法机构定位的俄国，官方的政改姿态，也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欢迎和支持，全俄各地的大多数动乱因此而迅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