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简短的结论：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前景展望
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础，而农村民间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又是现代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壮大。目前，农村民间组织虽然还不够完善成熟，依然面临着种种发展困境，但从长远来看，一系列动力机制还是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如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为其进一步发展注入了自上而下的支持力量，理性化的农民追求自身利益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需要是各种农村民间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亲缘网络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规范、网络为民间组织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资本，而村庄精英人物的参与则直接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农村民间组织作为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发展有赖于国家或政府自上而下的拉动及民间自下而上的推动。而就目前情形来看，我国农村社会对农村民间组织具有极大的发展需求，因而这就决定了影响农村民间组织发展前景的重要变量乃至决定性因素应当是国家对农村民间组织的态度，即如果国家给农村民间组织采取高度支持的态度，则农村民间组织在上下合力推动之下便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国家与市场之外的重要一极。但如若国家把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当作洪水猛兽，进行控制乃至打压，则农村民间组织会继续沦为国家的附庸，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
控制还是支持？关于国家与农村民间组织的关系，多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陶传进运用"双轴"理论分析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即国家对农村民间组织存在着既控制又支持的关系，二者可以并行不悖。而康晓光、韩恒也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即"在这一体系中，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江华、张建民、周莹在考察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利益契合"，他们认为国家对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态度取决于二者之间利益契合的程度，"在能够实现共赢的领域，政府允许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如果社会组织挑战政府权威，其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这三种分析框架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都认为社会组织，包括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状况取决于国家对其所采取的态度，而国家对民间组织发展态度的选择却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利益契合程度。农村民间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应国家政权建构和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产生的。在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农村民间组织在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难以作为的领域发挥了极大功能，诸如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利益、为农民维权提供制度化渠道和组织化力量等。因而，一方面，国家为了对农村地区进行有效治理，对农村民间组织在诸多方面形成了依赖，会在宏观制度上鼓励一部分与自身利益相契合的农村民间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有可能威胁国家或政府利益的农村民间组织如维权组织、农会等进行严格控制。
但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更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部门，把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前景完全纳入国家与民间组织"利益契合"的分析框架也似有不妥，国家对农村民间组织是控制还是支持，除考虑二者利益一致性之外，更应考虑汹汹民意，毕竟在民主趋势之下，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要以民意为依归。因而，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对其前景预测也应纳入民主-国家建构与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这虽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程，但有一点应可以肯定，即民间组织是民主政治的内在需求，要实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突破式发展和农村善治，必须要广泛的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农村民间组织是农村民主治理的重要基盘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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