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国能够赋予全球化一个新的含义
褚孝泉：您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哲学史。在西方，哲学有过若干个大发展的时期：比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7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德国，在这些时期哲学思想有了蓬勃的突进，令哲学家们神往，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们留下深厚的思想资源。我们或许都期待着能有幸见证这样的思想创造力大展示。您觉得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这种思想大时代的诞生？
卡桑：我们讲古希腊“奇迹”，就是说明人们知道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亚里士多德——马克思读他读得很多——说思考是需要时间，需要“闲暇”的（skole，这个词就是“学校”一词的来源）。“所有的人与身俱来都有求知欲。”（这是他《形而上学》的开头）但最早开始进行哲学思考的是古埃及的祭司，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上的担忧。对这个世界产生惊奇，提出问题，全新地看世界，都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可以为每一段哲学的黄金时期都设想出一千零一个有利的条件，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些条件都已满足，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时机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呢？什么时候才会形成突破，出现像古希腊人所说的kairos“时刻”，一个产生历史事件的时机呢？雅克·拉康说这是一种“无意的新发现”……一个无意的新发现，但又是接力式的，如此的恰合时机，许多人会同时作出这个发现，自然而然地传播开来，从而改变时代。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秘诀可以导致这样的发现。褚孝泉：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目前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巨大增长，自然有许多对未来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乐观预言，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预言。如果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您作为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是什么呢？您认为中国文化将会在哪些方面带来贡献？
卡桑：我们在西方对中国是如何认识的？可以说认识得非常少，非常差，至少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若干经典文本的翻译，也不知道翻译得好不好，或者我们知道在这些译本里少不了要加上注释和阐述，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还有一些陈词滥调、一些大惊小怪和误解，我就不和你一一说来了。幸运的是，法兰西公学院有个中国思想史讲座，有一个东方语言学校，巴黎七大有中文系，有许多中国作品的丛书，还有新的博士生、新的老师和研究人员，有许多协议和交流。这些都能推动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但还是太少了。从这些以法国为主的描述中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希望中国能让自己被人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它。我知道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他者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应该怎么来思考中国呢？我们说中国“觉醒”了，中国不仅成为了经济强国，中国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合作者，也许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西方化、民主化，给予人权以足够的重视（很显然，“我们”这些给中国上课的国家对人权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也开始需要自由主义和物质消费，我希望他们做的不像我们那么愚蠢，因为中国的历史不一样，因此意识和创造精神也不一样。也许中国文化能让中国变得生态而环保，这是我们希望做到而又不知道如何做到的。我希望中国能够教会我其他东西，能够让我走出自我，从外部来评估我思考的方式、我的历史、我的那些正在消失的传统，希望中国能够赋予全球化一个新的含义。我期待着的还有很多……
最后，对于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对中国的期待是希望能学中文：也就是说，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来使自己惊奇。我相信学习中文能让我即使不能全部了解，也能了解一些我从来没想象到的事物。
褚孝泉：东西文化的相遇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多次。但是互相间交通往来的物质条件现在与过去相比已是完全不一样了，被称为全球化的这种新的联结使得我们无法再漠视对方。您是怎么看待我们两种传统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是一场对话、一种交汇，还是一次碰撞；一条平行道路，还是一个替换？
卡桑：当然是这些的总和了。我们今天需要多种模式、多种语言、多种圣洁、多种社会、多种家庭、多种男人和女人。我想，像我们这样两种如此不同的传统需要进行对话，需要碰撞，需要替换，需要交汇，也需要平行的比较。我们中每一个都在对这些与他者关系的模式进行试验。而中国，作为所有重要的他者中的重要他者，我们将它视为另外一种范型，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但中国也和“我们”一样，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又和我们不一样，因为和我们相似的但又不雷同。这是因为我们是多样性的，因为世界上有一种“摇摇晃晃的多义性”，因为世界是有意思的。我只希望中国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到多元化的开放是多么地必要：不止是接受分析哲学，接受英美世界，接受Globish，还要接受别一种的文化，这种文化使用别的一些语言，书写别的文学，具有别的一些生存忧虑和政治需求，别的一些价值观和别的一些尊重或不尊重价值的方式。这就是我对我们法国人/欧洲人和对中国的最真切的希望。
褚孝泉：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隔阂，在我们两种文化之间，在我们两种哲学传统之间总避免不了误解和偏见。在您看来，中国文化通过何种方式，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更好地为人了解并为世人接受，尤其是西方世界？
卡桑：翻译，再翻译，学习他人的语言，阅读，旅行，衡量与他人的差异和距离，了解陈见的本质，让自身得到发展。
褚孝泉：当代的中国有许多人包括年轻人开始对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深感兴趣，并倡导回归本源。您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对回应当代世界的问题会有帮助吗？
卡桑：这是当然的。要更好地理解现在，必须要理解过去。过去是历史上的过去，也是地理上的过去，也是他人的过去，其他的文化。不管怎么说，你的过去会帮助我，我的过去也会帮助你，使得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你我的现在——我们的现在。
（采访者为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主任；翻译：邹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