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导师，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巴巴拉·卡桑（BarbaraCassin）
采访 褚孝泉
比较性的思考对我来说永无止境。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个术语、哪个文本、哪种思想，都是能够挖掘出各种差异，从而展现出其丰富的内涵的。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得以延续，同时也促使他人思考：我们是“通过翻译”来理解并创新的。
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笔更好的财富
褚孝泉：自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都从各自的思想传统出发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给当代哲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也使当代的哲学家们具有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识。您的学术研究跨越了许多领域，从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到当代政治修辞，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在您所有的哲学思考中，语言问题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您特别赞同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在您看来，巴别塔的神话是否具有另一种意义？
巴巴拉·卡桑（以下简称卡桑）：人们通常将圣经里的巴别塔的故事解读为人类傲慢的故事，因为人类想要团结在一起，讲同一种语言，从而和上帝抗衡。于是上帝对他们进行了惩罚，摧毁了人类为了通天而建立的高塔，并让他们再也无法互相理解，他们讲多种语言，不能听懂互相说的话。这是“巴别塔”，也就是“混乱”。但就像所有伟大的文本一样，对这个故事的解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和早期的俄罗斯语言学家们那样，人们常常会疑问：语言的这种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首先，因为每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世界观。这样，多样性其实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前提是能够互相理解，于是翻译就得介入其中了。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中穿梭，理解各自的不同，进行比较和传递。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既传递了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世界观，我想就像汉语里所说的“如翻锦绮”。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后巴别塔时代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抽象的语言，我只见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我想大家也都和我一样。我们可以试着制造出一种单一的用来交流的语言，或“通用语”，就像Globish（Global English：全球英语）。我并没有否认过这种语言的有用性。这样的语言只是保证了交流，但是语言并不就是用来交流的，语言都是通过运用它的作者和作品而得到定义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语言是或许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巴别塔之后的这个多样的世界，在我看来是一种运气。我的一个理论上的敌手就是欧洲事实上在倡导的这个Globish，甚至人文学科里也在大力提倡这个，即便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大学的排名（比如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榜，上海对这个排名的重视远远不如我们……）。对我而言，多样性是一种优势。在我看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全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相对于野蛮的单一化来说都是一笔更好的财富。所以，我要借用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一句话来这样说：“所谓的世界语言，就是翻译。”
褚孝泉：您撰写和出版了相当多的学术著作，是法国著述最为丰富的哲学家之一，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您以您的全副精力，花了近十年的时间，集合了一百余名欧洲各国的哲学家，主编了一部非常独特的词典：《哲学的欧洲语汇》。这部词典有时也被称之为“不可译的词语之词典”。这个标题可能会让人吃惊。显然，这部辞典的编排和撰写具体地体现了您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探究，或者说表达了您的哲学的语言观。如果说存在着无法翻译的概念，那我们是否还能和其他语言的使用者来讨论这些概念呢？
卡桑：我们当然可以讨论无法翻译的概念，甚至还可以将它们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
但或许首先，我应该讲一下我是如何定义“不可译的词”这一概念的：“不可译的词”并非意味着“不译”，而是意味着“不停地（不）翻译”。“不可译的词”本身并不是确定不移的或是神圣的，这只是语言之间差别的一种表现，这可以是语法的差别（名词是否有性，是否有中性？时态是如何表达的？等等），或者是句法的差别（从句与从句之间是否互相连接，如何连接？），或者是语义上的差别（怎么表达“你好”，“人”或“真理”？），当然，或许所有这些差别会一起出现——有没有动词“是”，如果有又是怎么使用的？很显然，我举的这些例子涉及的是从欧洲语言的角度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来自欧洲语言的源流，尤其是它们的希腊-拉丁语的传统。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谈论这些问题，必须有历史纵深感；就像德鲁兹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去除属地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再以为，世上只有一个普世真理，即属于我们的这个。
这部词典的基础思想就是我们是“在语言中”研究哲学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词语”研究哲学。夸张一点地说，分析哲学觉得，或者给人的感觉是：“亚里士多德是我在牛津的同事。”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研究的哲学概念是普世的，是独立于任何时代和任何语言之外。所以在这部词典里，我们是以词语为条目，是一些术语的网络，而并非概念：比如，我们会列出“Mind，Geist，esprit”，而非“思想”；列出“Torah，Charia，Nomos，Lex,Jus，Gesetz”，同时将它们和“Right，Law/Loi，Droit”这样的词条相关联，而不是只列出“法律”这个词，或许“法律”是一个概念，但我并不能确定它的含义是什么。
比较性的思考对我来说永无止境。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个术语、哪个文本、哪种思想，都是能够挖掘出各种差异，从而展现出其丰富的内涵的。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得以延续，同时也促使他人思考：我们是“通过翻译”来理解并创新的。
另外，这也是为什么法语版的《不可译词语词典》已经有了许多其他语言的译本或改编本了：有英语的（普林斯顿刚出版的Dictionary of the Untranslatables）、乌克兰语的（已经出版了3分册）、阿拉伯语的（出版了一个分册）、罗马尼亚语的（正在印刷中）、葡萄牙语的、意大利语的、希伯来语的、希腊语的、俄语的……这部著作就是一个将要延续下去的反思：借用洪堡特用来说明“语言”和“翻译”的术语，这是一种energeia，而非ergon，也就是说，是一种“能量”，而不是一部封闭的“作品”。我们将会以一次国际性会议来纪念这本书的出版十周年：我们将会出版一本书，里面集结了各种语言的译本或改编本的主编对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哲学传统的见解，同时还包括一些新的文章，有几篇新作的必要性已经显现了出来。这样，美国英语译本用真正的英语来破除“Globish”这样的伪语言，并且，通过运用“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和阐释学来打破纯粹僵硬的分析哲学；例如，在这部纪念性的著作中，我们既能看到Judith Butler写的Gender一文，也可以读到AliBenmakhlouf写的Chariah一文。
显然，如果要给这部词典编撰一部中文本，用同样的方式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搭起一座交流桥梁，那将会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