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深化改革，要靠改革为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用改革红利来填补这两年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要实现稳增长促转型，还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包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支持科技进步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被列为国有资本投向的五大重点之一，应认真落实。
■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如果措施得力，改革发力，7%左右的增速是能够稳住的，经济转型是能够逐步推进的。这也是保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着力点。
■以后在制定年度或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应当有点弹性，不必定一个很明确的具体增速，因为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1日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备受瞩目。李克强总理重申了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的信心，表示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转型升级的两大引擎——政府和市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为此，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新常态”的表述比“三期叠加”更准确
上海证券报：我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李克强总理又提出中国经济要顶住下行压力，实现“双中高”。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张卓元：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推动结构性改革。他同时一针见血地提出，中国经济未来转型升级的两大引擎——政府和市场。这是非常理性和智慧的见解，定力十足。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征明晰，要直面经济减速问题。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调是必然的，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经过新世纪头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48%）后，从2011年起经济增速一路下滑，2011年为9.3%，2012年为7.7%，2013年为7.7%，2014年为7.4%。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力求在7%左右稳定下来。我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如果措施得力，改革发力，7%左右的增速是能够稳住的，经济转型是能够逐步推进的。这也是保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着力点。
上海证券报：去年我们使用的还是“三期叠加”一词，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的下行压力。这和现在使用的“新常态”有什么区别吗？
张卓元：中国经济现状，用新常态的表述比前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阶段的表述更为准确。按照习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指出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的体会是，这三点中第一、二点同“三期叠加”中前两期是基本相同的，而第三点则表明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时期，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新常态能不能真正摆脱旧的已经走到尽头的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如能坚持这三个特点，就必定具有光明前景。
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从九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未提如何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问题，只说“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还强调了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
“三期叠加”中第三期即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相比较，层次低很多。特别是还要看到，2013年和2014年，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总是不断有人主张走老路，搞刺激政策，追求短期GDP增速高一点，以至于有时不是在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加重上述负面效应，使产能过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不能很好地顺利减轻或消除。
我以为，我们要直面这几年经济减速问题。这几年经济增速下滑，除了因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大幅降速以外，主要是新世纪前十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连续五年GDP增速超过10%，超高速增长带来经济失衡问题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产能过剩行业很多，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下降，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经济增速回落是必然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