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的印象如何？
刘：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叙述方式。解构人，才能和伤痕文学相区别；解构历史，则与过去的革命文学完全不同，过去老讲“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笔下的历史则充满偶然，连革命历史也充满偶然。他们完全打破目的论历史观，并不认为历史一定有意识地追求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常常是盲目的生命流、情欲流。我很喜欢苏童作品，他完全写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历史，但是，这一历史是被他充分个人化的历史，是他想象中的历史。你一直不赞成历史必然性的那一套思路，如果看了他的作品大约也会喜欢的。
李：可惜我没时间读，王朔小说也是对意义的解构，看得出来是雅俗共赏，它恐怕属于大众文学的范畴。
刘：王朔与苏童、余华等不太相同，他的确更接近大众文学。我喜欢把王朔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而把苏童们作为文学现象来研究。苏童追求艺术的自律，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追求艺术在商品社会中的异在性、疏离性，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反叛，包括对商品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反叛。为了表达这种异在性，他们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独特的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常常把异在性推到极致，以致相当夸张，所以他们的小说常常有力地暴露现代文明对爱欲的压抑。
李：王朔照顾大众口味。
刘：不错，王朔和商品社会有所妥协，也迎合一点大众的需要。包括比他们大一辈的贾平凹，他的《废都》，也不是艺术自律性很强的作品，也与商品潮流有所妥协。
李：但是，新生作家都非常极端，反对一切意义、一切价值。
刘：今天我倒是希望同你谈谈新时期文学的不足之处，或者说，谈谈你对新时期文学的期待。
李：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气魄更大一点。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成功的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现在发表或若干年以后发表都一样。这样，就不会为了发表而迁就一时的社会文化气氛，甚至动摇原来气魄雄大的构思。
刘：现在确实少有面壁十年进行潜心创作的作家。
李：既然献身于文学，还经不住一时名利的诱惑吗？像卡夫卡的作品，甚至是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日瓦戈医生》，不是也在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才在苏联发表吗？但历史给了他们以公正的评价。
（对谈内容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