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这部电影的票房很不理想，有人看完之后也表示很失望。
戴锦华：中国电影市场产业规模的成长速度是天文数据式的，世界电影史上没有先例，影院的扩展和银幕数的激增，再造出的观众数是十分惊人的。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众多的观众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电影观众”：缺少最起码的电影知识，不要说文化。举个例子，我在某天本着“敬业精神”，连续看了《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现场的效果之好，观众和影片之间的共振让有准备的我，也大跌眼镜。但一个细节，令我记忆颇深：那便是《后会无期》中贾樟柯出现的时候，相对于始终处于亢奋中的现场观众，对这个大噱头毫无反应。显而易见，他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电影观众，他们不认识明星级的封面人物贾樟柯，他们是韩寒带入的、为了韩寒而来的观众。他们兴奋的是他们或许已然熟悉的韩寒的段子。
当然，关于《黄金时代》的票房失利，人们已说到了营销定位、预期与影片的错位。影片的宣传用历史想象许诺了一个“民国故事”，这是他们大失所望的成因之一。关于民国，我的同事李零教授就说过一句非常朴素、诚恳的话：民国年代不可能是黄金时代，优雅、自由、个性，因为它是一个战乱、流离失所的年代。这也是影片《黄金时代》的基调。萧红的文学史身份是东北流亡作家，她的一生不是“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逃亡、流亡、求生。她的伟大，是在这间隙里留给了我们伟大的文学作品和她生命的传奇。但我们今天的民国想象被所谓“临水照花人”式的张爱玲锁定。因此无法指认大时代与小儿女之间的天壤落差。
我们永远受制于时代于文化的限定，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我们预期的东西，而对别样的表述与事实视而不见。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三人同床，看到的是萧红的吃，似乎那是一份风情，一种怪诞，好像我们已完全无法想象战争与灾难的时代，不知饥饿、贫穷与匮乏为何物。相对于人们的民国想象与营销案误设的预期，观众的失望是必然的，但几乎可以说，与影片无关。
北青报：你觉得处理这样的民国题材，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戴锦华：这恐怕不是一部影片所能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不会以票房成败论英雄，其次，我一向把电影视为某种监视社会文化的终端显示屏（这也是我持续关注电影而非电视剧的原因）。《黄金时代》的失败和其他热卖影片的成功一样，展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问题。如果历史已然缺席，那么要问的是，我们如何让历史在场？让怎样的历史在场？否则，我们是否让可能与历史对话？《黄金时代》绝非完美，但它的定位、诉求，它的视听语言与结构尝试，已弥足珍贵。
“成功”电影：非价值的、纯感官的表述
《小时代》/《后会无期》
《心花路放》/《亲爱的》
北青报：对比国庆档同期上映的另外两部影片《心花路放》《亲爱的》的大卖，你觉得这折射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生态？
戴锦华：这两部的有趣，在于刚好一悲一喜——中国电影市场上有传统的两种通俗的形态：喜闹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喜剧，和苦情戏。
不是说这类样式不负载社会信息，而是说它有着最简单的感官效果。我以为，这也是今年票房热卖片的共同特征。上半年的电影，人们一定会讨论其中的粉丝电影。我不想讨论《小时代》的极端恶评与巨大票房之间的反差，不去讨论郭粉与韩粉之争，我并不认同某些对类似影片的批判，尽管都有道理，但我不认为类似影片的成功与问题是“拜金主义”、“物质至上”，或“伪文艺”，而是相反，这类影片的成功与问题在于他们的非价值化。用我自己的语言就是对“坍塌”与“中空”的印证。影片甚至无需（也许无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情节链所必需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依托。《小时代》中的男装广告、女装广告与各类流行文本的搬用或拼贴、十分钟一个极度戏剧性的事件而后瞬间冰释；《后会无期》的汽车旅行展现的并非公路片必需的空间穿越与时间累积，而是一个悬浮舞台上的片段偶遇（有人称段子）。同样，《心花路放》的“公路”更是一个“开心麻花”式的舞台……在我感知中，这与其说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如说是非价值化的问题。其成功是在于以价值展览的表象拒绝了价值表述。于是，“我们”甚至无需“担心”在影片中遭遇价值，更不必“担心”在影片中遭到任何对我们熟悉的逻辑的冒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