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华先生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建筑不自由”，并将这种“建筑不自由”解释为“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分离”之后，“开发权”和“建筑权”属于国家，那就让我们大跌眼镜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建筑确实不完全是自由的，不能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但这种“建筑不自由”的解释应该是，政府可以通过分区规划限制土地权利人的土地开发权，但这种限制并不是将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更不是说土地开发权就自然而然地归国家所有。
那么政府对土地权利人开发权的限制是否要给予补偿呢？对于这个问题，德国人的回答是“任何财产都负有社会义务”，如果这种“社会义务”应该是普遍的，那是不需要进行补偿的。但如果这种社会义务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具体的地块，当事人因此为社会做出了“特别牺牲”，那么就必须给予补偿。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是用“合理限度”理论来解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1922年的一个判决中提到，财产权可以受到政府的规制，但如果这种规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于特定人造成特别的损害，就需要给予补偿，因为这种基于规制而产生的损害产生了实际征收的效果。而在1988年的Riggs V. Township of Long Beach一案中，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进一步认定，如果政府维持分区规划（Zoning Plan）的惟一目的在于降低该区域土地的价值，进而其可以以较低价格征收相应土地时，根据“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原则，政府的这种行为是违宪的。
请注意，我们同样也认为建筑权利或者土地开发权不是绝对自由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华先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我们看来，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绝对的自由。但我们跟华先生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土地开发权虽然可能会受到政府管制，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不再属于土地权利人了，更不是说规划管制由此竟然成为土地开发权的来源了。
另外，分区规划等规划管制措施只是土地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而且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不能将这种管制方式神化。在我们看来，政府的土地规划管制不可或缺，但其适用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在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土地利用负外部性问题上，通过市场、习惯法和私法规则（比如相邻权）来解决这些问题，更为有效、更为基础，因此也应当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华先生将我们与他之间的分歧定位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观念分歧，实在是过于夸张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盛洪教授和课题组成员杨俊峰、徐振宇和程雪阳参与了本文稿讨论和修改，文章由程雪阳执笔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