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要有新标准、有耐心、有宽容精神
（一）关于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标准
这个新标准应当就是：只要认同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那就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了，也就是已经解决了意识形态问题了。
毛泽东时代的标准高得要命，实际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标准。按此高标准，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定性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和改造。这是导致“文革”的一大原因。但毛泽东自己就说，党内没有几个人懂马克思主义，如果能有三、四百人懂就了不起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给知识分子定那么高的标准呢？
后来，聪明的邓小平降低了标准。他提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努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就是在政治上合格了。这方面的典型，就是陈景润。邓小平后来又提出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实际已经包含了对于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和宽容。
但近年来，在新的形势下，又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新的回潮。甚至有人提出，“现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反党的”，理由就是自由主义广泛流行。
实际上，自由主义并不都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恩格斯就说过：“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⑩没有自由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能导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因为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所以社会主义也批判地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恩格斯最看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不就是讲的“普遍自由”吗？实际上，这就是马恩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
所以说，受自由主义影响并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也不等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如此，这种影响往往反倒有利于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部分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实际同时又是认同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也就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倒是那些受专制主义传统和苏联模式影响很深的人容易很保守，长期拒斥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总想在某种程度上重走老路。
我认为，只要达到了前述邓式政治标准，只要认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政治上合格了。至于在思想深处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就不要深究了，而且深究也没用。
实际上，在这种“意识形态达标”的过程中，关键并不在于理论上说得多么好，而是在于实践中做得怎么样。人民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是否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主要是由实践和现实所决定的，并不是无条件的。邓小平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 同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逐步解决人民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不公问题、民主法治问题、精神文明问题等，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意识形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外来思想的渗透”，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出了问题。周永康、徐才厚等贪官污吏，尤为意识形态的最大杀手。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某些公民不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至于发表了激烈的批评意见，那也不能给人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至少不能轻易这么做。应当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激烈否定的实际并不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真正的共产党，而是打着共产党旗号干坏事的贪官污吏；反对的并不是以实现普遍富裕、普遍民主、普遍文明为目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丑陋的社会政治现象。但因“假李逵”过多，时间又已久，许多人分不清“真假李逵”，这才把怨气发泄到了党和社会主义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绝不应当首先责怪公众，更不应该打击这些公众，而是应当首先多做自我批评，大力改进工作，努力改革和改善现状，从而以实际行动和实际绩效取信于民。质言之，只有实践和现实逐步“达标”了，社会意识形态才能逐步“达标”，而不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就能“达标”。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实践路线，也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