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1. 源自青年自我塑造与性别角色建构的需要
与许多青年亚文化现象一样，“杀马特”青年之所以敢于尝试并坚持使用各类“雷人”的奇装异服和身体造型，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类自我建构与自我形成的本能需要。这种自我塑造的冲动，在青春期和青年早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段时期，青少年的自我意识越发强烈，对于“我是谁”、“我应该是谁”等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促使他们开始关注自我角色和身份的确认。埃里克森指出，青春期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4］。青少年对于如何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等方面的迷茫状态，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过分依赖外形的塑造以获取自我的认同，而对外表的刻意追求和标新立异让少数青少年走向了极端，表现为以惊世骇俗的装束打扮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和与众不同。“杀马特”青年自我确认和表达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为此，他们愿意将网络角色带入现实生活，突破主流社会给青少年预设的那些规定性的角色限制，充分挖掘“多重的自我”，将之大胆展现出来。
从表面上看，“杀马特们”那些鬼魅化的装束是青少年追求新奇刺激，企图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获得他人的关注进而获得满足感的手段。但是，杀马特们热衷于“易装”且呈现出男扮女装和女性装扮妖魔化的倾向，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性别角色建构的意义。巴特勒认为，建构社会性别身份根本上是独立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是一个自由流动的设计［5］。“杀马特”青年通过“易装”，在一定程度上隐藏扮演者本人的身份，匿名性带来了更大的选择自由，极大地降低了男女“易装”行为中扮演者的心理压力。对于那些勇于扮演女性的男性“杀马特”而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女性还冷艳”的形象，既可以满足对异性的好奇心和幻想，又可以带来其他“杀马特”的赞叹和认可的情感体验。他们用“完美性别”外貌，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男性被固化的“阳刚”、“粗犷”的形象，完成了一次自我性别角色的建构。那些通过装扮成鬼魅的女性“杀马特”青少年，则可以宣称自己与固定女性气质之间的“差异”，释放在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并通过不断地演绎带有惊悚、暴力气质来改变女性弱者角色身份，重建自己的性别形象。
2. 展现出青年强烈的群体归属诉求与小众的亚文化风格
任何一个人，不仅表现出与具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他人相联系并获得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的倾向，而且也有对他人进行某种分类和识别的要求。由于“杀马特”青年自我意识的过分张扬，势必招致社会的嘲讽和不理解，这又加剧了“杀马特”青年需要面向内群体寻找心灵的归宿以获得群体的认同。简金斯认为，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知。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似性，以及集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性和相似特征。人们对自己的认同进行定义的同时，也就是对一系列他们进行定义的过程，我们的相似性正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别性，反之亦然［6］。“杀马特”青年以群组的方式，展示他们的群体亚文化，同时认为“杀马特”不仅有别于主流文化，也区分于其他形式的亚文化，对这一点的强调，使族群成员产生强烈的群体自豪感。
与此同时，杀马特群体通过不遗余力地累积共有文化，强化作为杀马特的个人身份认同和杀马特家族内部成员的认同，通过象征性和仪式性的装束和行事风格，建构杀马特族群与其他亚文化族群之间的界别，进一步增强了青年
与此同时，“杀马特”群体通过不遗余力地累积“共有文化”，强化作为“杀马特”的个人身份认同和“杀马特家族”内部成员的认同，通过象征性和仪式性的装束和行事风格，建构“杀马特”族群与其他亚文化族群之间的界别，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对族群的群体归属感。
“杀马特群”的存在和维持，是依靠群体内部的“共有的文化”的生产和分享来实现的。某些“杀马特”成员通过模仿、改进和创新“视觉系”造型，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其他成员则顶礼膜拜、争相仿效，最终获得群体其他成员的认可和尊重，成为小群体所共同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符号，并以此为基础逐步确立“杀马特”群体的文化风格。风格是亚文化最具有自我吸引力和最可读的特性。风格通常被看作是许多类型的事物所做的分类，它也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如怎样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风格作为青少年亚文化的“第二肌肤”和“图腾”，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7］。“杀马特群”的成员，凭借自己的族群风格，即便是相隔千里也可以建立联系，分享群体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杀马特”风格将青少年个人关于自我的想象与他人眼中的“我”统一起来。群体内其他成员对个人文化能力的认可，促使“杀马特”个体在群体内自我认同的完整和统一。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不断强化群体风格和凸显群体文化生产能力的形式，与成人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自己的“地盘”创造、分享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众亚文化。
